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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一部混搭的历史读本

2015-07-19 王一方 商务印书馆

通过医学与艺术的精神拥抱揭示生命的真谛,人类与疾痛与死亡周旋的智慧。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巴黎第五大学


巴黎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从旅游者嘴里说出来是猎奇,而医学史家嘴里说出来,凸显的则是历史叙事的国别视角,这是一个危险的命题,全球化语境下,科学技术的齐一化是不争的事实,医学史的观察与写作也不能例外,如果一定要囿于自己国家的那点史实与史料,只能是狭隘的管状视野,会被人讥讽为井蛙之见。不过,医学史的学术性格与叙事风格似乎又难免不带有一定的国别差异,尤其是在巴黎。扯开一点,法国新潮流电影的艺术风范就有别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甚至还隐约有那么一些对着干的味道,譬如好莱坞的女星喜好展示“三围”(高胸,细腰,翘臀),外加荷尔蒙水平的高涨,而巴黎女郎却刻意表达眉宇间的“三相”(优美,优雅,忧郁)。一面是风情万种,一面是仪态万方,混搭起来则是气象万千,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样,医学史有通史、思想史、国别史、断代史、专科史之别,如今冒出一部混搭的历史读本《西医的故事》,它是有国别思考范式的通史,也是有艺术气质、思想性格的通俗史,让人耳目一新。


巴黎人做事就是不同凡响,医学史的著述邀请了一位艺术史学者伊万·布洛哈尔(行文中可见其具有丰富的医学史阅读和思考)来参与,更大胆的是全书的“导言”也让他来捉笔,于是,他的第一视点聚焦于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青铜大门上的艺术徽章,这实际上是一组医学史的浮雕,一共有45块,这些艺术品不仅再现了医学史上的诸多经典场景,如古代医神的风范,赫罗菲勒第一次解剖,第一位女医生阿尼奥西德,以及药物治疗,伤口包扎,外科接骨,音乐抚慰,悉心呵护等等,既蕴含着历史的沧桑感,又富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医学院大门筹划于1920年代,设计团队由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保罗·朗多夫斯基领衔,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14位雕塑大师,他们都是1902~1933年间各种雕塑大奖的得主,朗多夫斯基亲自设计了大门,有着浓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让人联想到佛罗伦萨的圣洗堂。这座门廊始建于1930年代,期间跨越了二次大战,直到1953年方才落成,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启用仪式由总统先生主持并剪彩。



▲装饰在圣父生物医学院迎面墙上的徽章


巴黎人在一个医学院的门廊建设上花的艺术功夫似乎有些用力过猛,伊万·布洛哈尔连忙解释,除了美学价值之外,这些徽章还告诉我们当时的艺术家是怎样看待医学的,他们用艺术的手法来展现医学的价值演进,如医学是如何诞生的,古希腊医学的地位,医学是如何走出巫术泥沼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彰显艺术与医学的关系,而是通过医学与艺术的精神拥抱揭示生命的真谛,人类与疾痛与死亡周旋的智慧,读懂历史上一代代医者的激情与雄心,古老医学的信念不仅是寻找疗治与预防之策,而是为了人类的尊严,这些都将成为当代医学价值重审的基石与支点。


要读懂这扇门,还要瞩目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自身的医史渊源,他的前身是1808年成立的巴黎医学院,再往前追溯则是1794年在皇家外科学会附属的保健学校。现在的学校就坐落在皇家外科学会的旧址上,因此,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飘荡着历史巨人的幽灵。科学的探索精神,哲学的思辩传统,艺术的想象飞扬,如果说人是从动物到上帝之间的演化,那么医学就是从神话到科学,再到人学的历史演进历程。


法国医学的第一块基石是希波格拉底的箴言式伦理教化,敬畏、崇实、严谨,而非虚幻,“首要之务是不伤害,其次才是治疗”,在蒙昧时代里,医学的光芒不足以驱散阴霾,尤其是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今天说起来还不寒而栗,即使到了19世纪,细菌学家巴斯德也无法挽回自己孩子的夭亡(巴斯德有五个孩子,三个幼年夭折),或许这也是他发疯地探究细菌繁衍奥秘的动因,随后,伦琴的接种(种痘)技术免除了许多天花病人的死刑,多马克从染料中发现百浪多息的抗菌效应,并用于自己女儿的链球菌感染的救治,使之转危为安,以及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一切铸就了人类征服传染病的第一波胜利。



▲希波克拉底的塑像


在世界迈向现代医学的进程中,法国人最值得夸耀的两块里程碑,一是毕夏的病理解剖学,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书中为毕夏留下浓墨重彩,声称是他刷新了医学的认知格局,影响力甚至还在魏尔啸之上,由于许多疾病都可以在形态学层面找到特定的病灶和标记,使得医生诊察疾病的基本句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进,从“怎么不舒服?”到“哪里不舒服?”,死因从一般的衰竭到重要器官功能的终结,同样,剃头师傅巴雷发明血管结扎术使得战地外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辟了外科学的学术建制,成立了皇家外科学会。文艺复兴之后,实验医学鹊起之时,两本最有影响的观念突进的著作都出自法国学者之手,一本是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他的名句是“人的身体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自己上发条,是典型的永动机”,另一本则是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奠定了实验医学研究的路线图。尽管后来学界批评他们的机械论偏颇和生物决定论迷失,但当时不失是石破天惊的理论创新。如今,“机器是人”的逆命题被作为人机交往理论的源头,智能机器人参与救疗以及人机混合生命的伦理辩护起点,足见当时法国思想界睿识卓见的穿透力。这一衣钵似乎还在沿袭,这本才200页的医学史著述里,三分之一的篇幅给了“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医学史叙事中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平凡的,唯有肉体与灵魂的深刻统一才是令人震惊的。


该书的第一作者是阿克塞尔·凯恩,这位著名的遗传学家,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第五大学医学院院长只在前言和结语中才露面,但思想的睿智却不同凡响,他在结语中特别强调:“人最具特色的精神表现有三:象征性的思想(思辩),对美学情绪的感知(共情),创造美和推理(创意)的能力,医学的历史证明,应当把思想作为思想来研究,而不仅仅是通过使思想得以表现的细胞、网络和结构。现代神经生物学家受控于“拉普拉斯魔咒”,他们深信,有一个魔头是无所不知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所有现象,无所不在的魔头的知识掌控之下,这个魔头或许就是基因决定论,因为,那些“暴力基因”、“男性不忠基因”、“母爱基因”的发现无异于骨相学的科学包装,医学技术和思想历史的盛会证明,各种不同的心理活动形式之间具有深刻的独立性。咋一想,凯恩的话让人们会觉得有些焦急,是否太唐突了,其实,好的医学史就应该这样,有几分苦丁茶的味道,而非只是冰糖水的甜腻。


(原载于《读书》2015年第7期第111-114页,作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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