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野火不灭丨《四张机》剧评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民国想象。
相较之下，《四张机》给出的图景或许并不显得多么激昂：一方桌，四张卷，三位教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而1919年暮春的北大红楼，似乎是彼时离血与火的世界最远的一座象牙塔。舞台上几不见军国大业的恢宏，亦少救亡图存的悲怆，恰似求三野钟爱的一壶“和平主义的茶水”，微苦而有回甘。
教授们并不轻松，摆在他们面前的，起初是三张卷子。巧合的是，特别招考委员会的每个人都在考生身上照见了自己：古鹤箴古老一眼看中关沥海“提倡我儒家治学传统，一手骈文亦颇有大家之风”；卢泊安青睐用白话文大声疾呼自由民主进步的罗镜山；求三野则同情家贫年幼、主张“求善不如求真”的张久伦。
录取不录取的问题就这样点燃了三人的舌辩；三位教授背后则是近现代史上真实上演、至今未休的诸神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教员会议室里的论战之激烈，较之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着的兵燹，亦不遑多让。
民国一众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作为辜鸿铭化身的古鹤箴颇不寻常。与从译作管窥西方的康有为等人不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贯中西：身为时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留洋的时间更是比求三野和卢泊安都长；连新来的校役鲁成都知道，“古老先生会九种话，拿了十三个博士”；提倡西方民主的卢泊安搬出美国开国宪法，他冷笑一声，当场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背后的基督教精神资源。
古鹤箴的饰演者孙逸舟读完了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惊讶地发现“辜他个人西方背景还超过他的中国背景”：“等于说是他先选取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然后结合他自己的文化背景和问题意识，变成一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以他批判西方，其实也像是西方思想内部的一种对话。”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背景下，《四张机》特意为卢泊安安排了古老这样一位难缠的对手，思想的碰撞并未浅尝辄止、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新旧之争，而是层层反思、不断追问，力透纸背。
《四张机》的背景略有虚构，譬如当日胡适本不在北京，而是陪同应了他的邀来华讲学的杜威。剧中卢泊安的形象也正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侧面。他狂飙突进、大胆革新，推崇“实用救国迫在眉睫”，主张“当今时代破旧立新必须坚定”；他痛斥“儒家之弊，正在于过分强调以君子治国”；他寄希望于改良，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国迫切渴求的“他山之石”“上山之路”，乃不惜“只要颜色不同先打掉再说”。
论战中的他风度翩翩，大胆假设、实事求是；面对清华的隋教授，他又有侠骨柔肠，屡次慷慨解囊；他一身西装，风流倜傥，甚至演后的观众群里，卢教授的颜值也引得众多粉丝倾倒。唯独面对曹小姐的问题，他往往乱了阵脚——在“谈恋爱也常常烂尾”的胡适身上，女友曹英娥或许也是罕见的一道命门。《四张机》中登场的知识分子各显风骨，而又皆有血肉。
周旋于古老和卢泊安之间的，是和平主义者求三野。登场时，他沉浸于雅部正音、斟酌着词句，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另两位教授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不善言辞的他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四张机》一大出人意料的高潮，正是“也行也好也同意”的求三野竟至爆发，泼出了手中那盏和平主义的茶水。求教授不再是那个居间调停者了，教人至此方悟：和平主义者也是有“主义”的；“也行也好也同意”，也有坚守至最后一刻的底线价值。
“现在我忽然想起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求教授，”一位来自今日之燕园的观众感慨道，“他非常警惕卢教授用逛窑子、父亲是副官判断一个人，因为这到后来可能会演变为以是不是拥护政府、是不是赞同某个理念来评价一个学生。包括他后来说，当我们为了花色整齐而挑出一张牌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被选择的牌的感受。……所以我才特别喜欢他。任何人都要避免轻易地给别人下断语。”
这样三张卷子摆在面前，原已是山重水复高下难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求太太捎来的一封信又引发新的论争——古娴、马水仙、陈慧茹，讨论中穿插登场的三位女性至此穿起了另一条线索——与教育公平问题至今仍在纠葛的——性别与权利的线索。古老屡称“老夫不与女人争论”，终仍忍不住与求太太争论起来，面对这无法回避的时代难题；若说此二人尚属“新旧之争”，古家父女的剑拔弩张或许另有深意：性别问题之意义，必有几分是在“主义”的新老嬗替之外的。
饰演者陈雯琦将古娴定义为一个“行走在新旧之间”的人：“她在形象上应当是更‘旧派’的，……但尽管她的外表装束是‘旧’的，她的思想内核却是‘新’的。”新的学识驱使着古娴冲破旧的父权；与此同时，古老的担心却复杂有加——“一个有学问的人又有了胆子，我怕她吃苦头。”与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的家长制不同，《四张机》为我们呈现了更复杂的伦理困境：在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古老家庭秩序面前，近代兴起的个人权利应否让步？
教育公平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才算是正义的决定？《四张机》抛出了一个又一个难解的问号。彼时在教授们看来，“万事都是时局的问题”；可在今人眼中，或许古老所言更耐人寻味：“上个戊戌年提出来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解决。”斗室之内，三位教授各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大学何以存乎”，学堂之外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校役鲁成守在门口，耳听得学生们口号声声，自己也跃跃欲试；隋鸿斐说着“追求真理永不站队才是最高气节”，面对行乞的老人却心生悲悯；军阀太太马水仙带了兵痞大闹一场，守在门外，盼着自家的孩子能进北大的门。
就这样，民国时代三教九流的命运，皆系于此小小的一座红楼；剧中亦偶见时代暗流的涌动。终于，一切在当夜爆燃。“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三位教授的录取决定，终被纳入一只“和平主义”的小小茶盏中，与他们一并期待着长夜破晓。三人激昂慷慨、“鼓盆而歌”，似乎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然而，“主义”的诸神之争显然只能是告一段落——正如某位观众之所说，这是“三条至今仍在交锋的路线”。诚然，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的必然；可这不也正是教授们口中的蔡校长之语？——
“若非什么人都有，怎么吵得起来呢？
“连架都吵不起来，还谈什么思想呢？
“思想都没有，还办什么大学呢？”
幕落之际，求三野为吴梅教授《正宫锦缠道·寄北壅诸生》作好的曲词，在卢泊安的提议下，确乎改了个“朗朗上口的曲调”——成为《四张机》的终曲《知我》。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不总有古老口中“将这股时代的逆潮进行挽救”的力量；可纵然“总是奔赴匆匆，总是为稻粱谋”的凡夫书生，也总是一个“不甘的人”，盼望着野火不灭、夜色奔流。
像“九人”的其他作品一样，《四张机》里鲜有明确的答案。台上九人各自揣着时代的困惑而来，留下的却是更多超越时代的难题。又一个戊戌年过半，百年前的这些问题，或许解决了，或许还没有；有的问题看似已不再是问题，有的，依旧争论不休。答案固然是重要的，而《四张机》里的那个民国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等待答案的时日里，还是在某个没有异见者的“理想”世界之中，“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言辞的野火本身即是力量；发问的声音，永远与问题的答案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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