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强 形象塑造与知识生产：晚清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1866—1885） | 华政学报 2019 No.3
形象塑造与知识生产：
晚清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1866—1885）
作者简介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末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项目号15AFX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上海师范大学第九期校级重点学科项目“法律史学”支持，并曾于上海师范大学“协同治理与社区建设”工作坊讨论。
目 次
一、阅读：1866年前晚清士人的英国议会知识
二、观景：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大厦
三、察制：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活动
四、定名：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语词
五、结语：知识史路径下的晚清议会研究
摘 要
英国议会知识在晚清传播过程中，甲午之前有众多语词表达议会之意，甲午之后逐渐固定为议会（或议院）。议会（或议院）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它的流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亦与晚清士人域外日记中描述、塑造的议会形象有紧密关系。西游的晚清士人在出国前已经具备一些源于文本阅读的议会知识，他们到达英国后，观看议会建筑“景观”、议会议事场景，深化了对议会的理解；他们塑造的英国议会形象，具有知识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双重意义。域外日记中塑造的英国议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议会知识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的议会实践。
#关 键 词
晚清 域外日记 英国议会 郭嵩焘 曾纪泽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清廷决定先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九月明谕地方设立地方谘议局以为“资政院储材之阶”，晚清议会实践正式拉开帷幕。“议院”（或“议会”）本身是个舶来品，而在它逐渐流行之前，指称的语词至少已有二十余个；[1]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它开始逐渐流行起来。[2]晚清议会从一种域外新知成长为朝中实践，约略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甲午之前，对于议会，多止于知识层面的介绍，而无取法意图；甲午之后，议会成为变法的核心议题之一，多有学理探讨，且众说纷纭。[3]
因此，关于甲午之前晚清议会的研究，早期多采传统思想史研究范式，关注典型人物，解读重要文本，此类成果丰富，不胜枚举。但是，此类研究范式亦存在一些问题，受到了质疑，在欧美学界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发生一些变化。[4]近年来，这种转变亦在中国学界发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为主的晚清议会研究渐次出现。[5]解读重要文本，固然重要；但是，这些重要文本，或成于外国作者之手，或源于外国作者作品，只是一种书本的间接知识。与此相较，晚清士人的域外日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这些域外日记中所记载的议会内容，是观看的结果。观看是一种有选择的注视，受观看者自身知识、文化的影响。[6]这些内容是他们直观体验的表达，是一种源于“真实”的直接知识。同时，亦是一种源于自身文化的知识再生产。其至少包含两层意义：在知识层面，是晚清士人对英国议会的理解、认识；在文化层面，是晚清士人对自身文化隐含的表达。由此，考察晚清士人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形象，梳理议会知识在甲午之前的传播脉络，推敲晚清士人对议会的心态，分析议会语词嬗变中的文化因素，或可于理解晚清议会思想、实践有所助益。
本文即是探讨1866年至1885年之间晚清士人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形象。1866年，清政府第一次派出欧洲考察团，即斌椿使团；1885年，最早的两位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先后结束任职。这是将研究时限定于1866年至1885年的主要考量。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石印技术在内的印刷新技术渐次引入通商口岸，文化出版机构剧增。新技术的采用既冲击原有的书业市场，同时因出版成本降低，书报品种增多，阅读渠道和资源丰富了，晚清士人域外资讯的获取也不再过度依赖域外日记、游记。
本文主要以涉及英国议会的内容为考察对象，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君主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交涉、经济贸易对象，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在公使派驻时间上，驻英公使是最早派驻的，时在1875年8月；另一方面，公使选任上，驻英公使的派驻有一定成规，甲午前驻英公使的选任注意身份，即资望与职衔两方面，郭嵩焘以地方大员且熟知洋务得任驻英公使，曾纪泽获任时，承袭侯爵爵位。[7]同时，英国是晚清士人最早关注的对象。此外，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议会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号称“议会之母”。
本文主要依据以官方身份出国游历者的域外日记，同时亦参考其他一些游记中的相关内容。[8]这些日记，除郭嵩焘因《使西纪程》的遭遇而未公开在英、法驻节的日记外；其余，皆得以公开印行于世，[9]成为晚清士人获取域外新知的重要来源。斌椿的《乘槎笔记》“一时通国传观钞襄阳播掿之词者，顿为纸贵”[10]；康有为22岁读过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后，方广泛阅读涉及西方的书籍；[11]梁启超指出：“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12]，在开列西学书目表时，亦将若干日记（游记）列入。1866年斌椿一行出发前，总理衙门有书写日记、归国呈交的要求，此后形成使臣日记汇报的制度。[13]虽然，此制度下的日记内容后来渐趋流于形式，但至少前两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都坚持了下来。又通过考察晚清士人于1866年至1885年域外日记中塑造的英国议会形象，本文主要揭示，域外日记的作者塑造了何种英国议会形象，生产出何种议会知识，它们通过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从而推动了晚清士人的集体选择。
（图1：晚清刊物中最常见的英国议会景观。
此图载于《画图新报》，1882年第3卷第8期。）
一、阅读：
1866年前晚清士人的英国议会知识
在第一批晚清士人踏足“异域”之前，议会知识已经在中国传播近四十余年，这些内容成为他们观看英国议会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6）于1819年出版的常识书《地理便童略传》是最早使用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英国议会的作品。书中言，“惟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之会。”[14]麦都思是印刷工，但极具语言天赋，在到达马六甲两年之后即通过语言学习完成它的中文处女作——面向当地华人义学学生的《地理便童略传》。[15]此外，欧美传教士还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古今万国纲鉴》等书籍。这些报刊、书籍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议会的媒介。但是，它们的影响力，或者说究竟有多少士人通过阅读它们知晓议会，值得进一步考察。[16]从这些新式报刊、书籍的印刷数量、传播范围、内容编排、装帧设计等方面考量，它们可能对晚清士人的知识（包括英国议会知识）积累影响甚微。与此相较，沿海地区一些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作品应该是更重要的推手。其中，以凭藉《海国图志》而流布甚广的《四洲志》最早。[17]
1839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林氏上任之初，鉴于“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如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咭唎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 [18]因此，他组建情报网络，聘用翻译人员编译澳门所出新闻报纸，搜集获取的一些外文书籍。[19]其中，译员梁进德据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新书《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摘译成册并经林本人“润色”而为《四洲志》，成为中国人最早完成的载有英国议会的中文书籍。
《四洲志》中介绍的英国议会包括议会构成、议员选任、权力行使等方面内容：
律好司衙门，管理各衙门事务，审理大讼……
巴厘满衙门，额设甘弥底阿付撒布来士一人，专辖水陆兵丁；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一人，专司赋税。凡遇国中有事，甘文好司至此会议。
甘文好司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厘满衙门会议政事。由英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由委尔士议举五十三名……由爱伦议举百有五名……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大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衙门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民即甘文好司供职之人）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20]
《四洲志》所载英国的议会知识仅涵盖一些基本内容，比较简陋。同时，关于议会等一些专有名称，多采取粤语音译，[21]文字拗口，文意晦涩。且林则徐等介绍西方议会时，使用了“衙门”这一中国传统政制语词去描述。[22]可能在林则徐等人看来，既然议会行使一些具体的权力，它与中国的“衙门”亦无甚差别。这些最初关于议会的表达，在晚清士人的脑海里可能留下了一些印记。当他们因缘际会看到真正的议会“衙门”时，当“想象”可能与现实的“景观”并不一致时，其背后的心理颇耐人寻味。
林则徐1841年7月在折回东河“戴罪立功”途经镇江时与魏源相会，将《四洲志》及所收集关于西方的编译资料交于魏源并嘱其完善成书，魏源据此以及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等资料并增添所撰《筹海篇》等文于1842年完成最初的五十卷本《海国图志》。[23]该书后又于1847年、1852年辑录新内容而扩充为六十卷本、百卷本，广为流布，推进了《四洲志》中记载的英国议会知识的传播。[24]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比《四洲志》更重要的知识来源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瀛寰志略》写于1843年，一年后初稿即成，1848年刊行。由于其中的内容对于西方多有赞美之词而受到抨击，如李慈铭即认为此书夸大其词，有伤国体，[25]似其被弹劾亦与此书有关，以致此书在1850年至1860年间再无印行。因此，初刻的《瀛寰志略》流传并不广泛。1866年，此书在时任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的大力推荐下，由总理衙门重刊。[26]因为重刊是总理衙门主持进行，此书至少在斌椿等人的阅读范围之内，作为最基本的地理参考资料；它亦是他们最初的“出使指南”。在他们的日记中，多有对此书的参校、评价。[27]从知识传播、接受层面而言，《瀛寰志略》中的议会知识，对首次进入“异域”的士人而言，具有一些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瀛寰志略》对英国议会叙述较为简约：
英国之制……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与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巴罗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28]
《瀛寰志略》一书对于山川、地理、人物以外的专有名词，多取意译，而非音译。如英国议会上下两院，以爵房、乡绅房对译之，虽非精确，但从阅读体验与知识接受角度而言，远超《四洲志》等所用之拗口晦涩的音译，更可激发他们的想象。
当然，除《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外，晚清西游士人的议会知识还有一些其他来源。比如，梁廷枏1846年完成的《海国四说》中的《兰仑偶说》，[29]墨海书馆出版的杂志《六合丛谈》，[30]墨海书馆刊行的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等。其中，可以确定的是，郭嵩焘、王韬都阅读过《大英国志》一书。郭嵩焘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十八日记有考证英国议院的文字，实系参校《大英国志》而来。[31]王韬与蒋敦复是好友，他给蒋敦复《啸古堂诗集》一书写的序中有言，“余方与西儒慕维廉改削《英志》及《地理全志》上下编，因荐君，有史才，可当其任”；[32]且《大英国志》出版时王韬仍在墨海书馆工作，王韬至少读过其中部分内容。
此外，这些远行的士人国内日常生活场域、交际网络，亦可能构成他们积累议会知识的渠道。比如，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三人之间，关系亲密。曾纪泽出国前，读过郭嵩焘写与李鸿章谈论马建忠在法国学习的信件及相关钞件，涉及马建忠在法国学习期间的一次考试、考题及其作答情况；中有一题讨论三权分立，“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33]由此观之，士人的日常活动，亦可能成为议会知识积累的渠道。
这些士人出国之前，议会知识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积累，但主要是关于英国议会的组织结构、基本功能等一些简单知识，而事实又是怎样？或许，他们正是带着种种疑问，进入“异域”。
二、观景：
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大厦
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十八日申刻（下午三时），斌椿等乘坐马车抵达位于泰晤士河畔的英国议会所在威斯敏斯特宫，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参观英国议会的中国人。[34]可惜，天公不作美，阴天，还有小雨。即便如此，亦不能打消随行译员张德彝“探奇”的热情：
楼式奇巧，皆系玉石雕刻。周距二十馀里，高十数丈。其二门，禁止居民窥伺。门内如中土戏园，四面皆楼，楼下中设三极座。前有公案，左右设椅六百馀张，坐各乡公举六百人……楼上密坐老幼百馀名，皆系城中名士在此听论者。[35]
与年轻、活泼的张德彝相比，斌椿果然不负总理衙门“老城可靠”之期，在他的笔下，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看，寥寥数字带过：“申刻，至公议厅。高峻闳敞，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36]
李圭亦曾用详尽的数字突显出英国议会建筑的高大：
议政院西临颠迷士河。三十五年前朝廷简员选择美石改造，基广四十八亩，费金钱二百余万镑。屋共千余间，楼梯多至百余座。冬季各屋所用暖气管，通长计之可五十里有奇……院西南隅建高塔……又有钟楼高三百二十尺，设大自鸣钟一架，能走八日。钟重十三吨，字面径二十二尺，鸣时声闻数十里……上院深九十七尺，广四十五尺……下院深六十尺，广四十五尺。[37]
虽然，他们只是描绘了英国议会哥特式建筑的高大形象，没有留下其他文字，我们无法推测其观看后的心曲。但是，视觉的冲击，想来会引起心理的变化。在他们的知识积累中，英国议会可能只是行使“权力”的“衙门”而已。可是，仅仅从外观上看，这所“衙门”与他们在国内经常出入的各等衙门也有着巨大反差。
中国的单体建筑受物质材料、风水文化、审美情趣等影响，主要是基座、柱子、屋顶所组成的三段式结构建筑。[38] 因此，中国单体高大建筑极为少见。更关键的是，“中国建筑之所谓大，不在一物之大而在宫殿、楼阁、门廊、亭榭之相连，俨然成为一群”。[39]同时，这样一种“大”，受礼制的制约；[40]规格、规模等必须符合等级与身份。作为政府机构的“衙门”，规模更应当遵循等级的规定，不得有所僭越。[41]总理衙门可能是他们日常进出最多也是熟悉的衙门，但其建筑与英国议会实在难以相比。英国议会建筑外观使得他们惊叹，当他们看到其他国家议会时，亦有类似的描述：“（美国）步阶而入，屋宇宏敞，修饰洁丽。正中大厅圆形，北一高台……下列木凳……楼上陈座千馀。”[42]
建筑物“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43]因此，威斯敏斯特宫在1836年大火重建的过程中，议会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大厦设计方案材料中特别要求体现哥特式和伊丽莎白风格；威斯敏斯特宫重建最终确定的总设计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1795—1860）亦精心选择了狂热的哥特风格提倡者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812—1852）为助手。[44]虽然他们都没有看到威斯敏斯特宫重建而成的那一天，但是经他们之手而被“特意设计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特征的象征”[45]——英国国会大厦却呈现在到访的晚清士人眼前。虽然，当下所见的记游内容已经过西游士人的后期处理，[46]但是他们初见英国议会建筑后的心理冲击还是体现在日记中的字里行间。他们在描述英国议会时，多使用诸如高峻、宏敞、洁丽等词汇。这些正是英国议会建筑试图展现的意蕴。[47]也许，士人们的目的即在传递一种与中国传统衙门不同的议会形象。
这些关于英国议会建筑“景观”的描绘对于晚清士人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用量化数据衡量。但是，当清廷不得不预备立宪，不得不准备召开议会之时，议会建筑成为他们关切的重要方面：
预备立宪自以设立议会为成效，而议院之建筑实为议会成立以前所必不可少之准备。东西立宪各国议院之制皆宏敞精丽，经营数年而后成。资政院既为上、下议院基础，则其规制自应按照各国定式……臣等共同商酌，拟照各国两院之制，妥定规模，宽留地步。先行择要兴工，以备明年开院之用……查京师内城地方市廛栉比，隙地无多。唯贡院旧址，南北约一百四十余丈，东西广约六十余丈……若改建议院，计地势广袤，足敷布织。出入途径尚直捷，即乘舆幸亦不至有迂折之嫌。[48]
……各省财力厚薄及谘议局议员人数多寡各有不同，所筑谘议局议事厅或从新创设，或将就改造均无不可，其新建者则宜仿各国议院建筑，取用圆式，以全厅中人能彼此互见共闻为主。所有议长席、演说台、速记席，暨列于上层之；旁听席等皆须预备。若改造者，亦应略仿此意办理。[49]
（图2：资政院效果图。）
（图3：资政院地基。
资政院由德国人罗克格（Curt Rothkegel）设计，
初步核算经费约一百万两。
图2、3载于 Proposed Parliament Building at Peking, The Far Eastern Review, 1913 Sep, Vol. X, No.4.）
三、察制：
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活动
斌椿使团首次观看英国议会，既惊叹于英国议会的建筑，也目睹了下议院的议事，但他们对议会议事过程却都惜墨如金。斌椿只言，“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50]似乎，他亦意识到这样简短的叙述，不能说清英国议会如何议公事，又附上解释性文字：“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俟众论佥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强也。”[51]不过，聊聊数字的解释，倒也勾勒出英国议会议事、议决的核心，即辩论与多数决。随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也只是笼统提到，“凡有国政会议，其可否悉以众论而决”。[52]这样的表述，甚至比他读过的载有议会知识的书册都要简单。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源于时间上的紧迫。斌椿一行于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初四由法国抵达英国伦敦，游历英国数个城市，直至五月十二日从伦敦出发至荷兰，在英国总共待过一月左右，且安排的行程紧密，需拜访人物众多，对于观看议会议事无暇花费太多时间。而且，年轻的张德彝似乎更关注“新奇”的风土人情，老成的斌椿志趣又不在“事功”方面，[53]且其公开刊行的日记中涉及英国政制的记载既少且简。关于英国议会机制更加详尽的内容则是出自十年之后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及其副使、译员的描述。
郭嵩焘于光绪元年（1875年）授命为驻英公使，到达英国伦敦已经是光绪二年（1877年）十二月初八，与他同行者有副使刘锡鸿、译员张德彝等。近三个月后的二月三十日，三人同赴下议院旁听，都留下了下议院议事[54]的过程描述。
表1：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三十日
英国下议院议事过程[55]
三人对是日的议会议事，既有情景白描，又有解释性文字，生动再现了议会议事的场景：议会议事虽会集数百人，但绝非杂乱无序，而是先挂号，后依次发言、问诘、辩论。同时，议事秩序由斯毕格[56]主持，有违者，由其“扶出之”。对于需议决事项，通过辩论，以意见多数决定之。这些关于议会议事场景的记载，在当时实属罕见，使得读者大开眼界。在他们的观察记录中，有两处细节颇值得称道：一是议场及主席台布局方位、布局描绘；二是关于斯毕格及记录员的介绍，尤其是对于斯毕格司事过程的介绍更引人注目。在后来的议会实践中，议场中设主席台、记录席是建造议会场所必须考虑的；出于议长在议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议长的选任亦充分考虑其身份、资望。
在张德彝的日记中，其后附大段述论英国议会的文字，先言议会两院及议员组成，复言“下院绅士为英国最要之选，号令政事，每由此出，再上院核定”，在当时流传的记载英国议会的书籍中，这些概括性内容大多可见。最后，张德彝做了总结并有所感慨：
利弊之当兴除者，曲直之当申辩者，随时布闻下院而上陈之……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因其处事力据上游，不使稍有偏曲，故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而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惮也。[57]
张氏的感慨并非无来由，而是他十年后再次得以近距离观看英国议会议事的感触。晚清最初在讨论政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的某些做法时，多与试图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有关，[58]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的言论稍早且重要，尤其是他完成于1870年的《法国志略》对法国政制的评价。在19世纪80年代后，引入西方议会制度的某些内容，逐渐成为一种时论潮流。对此，这些日记关于议会议事的场景素描以及评论，或许有过推动作用。因为，至少在1882年徐建寅翻译《德国议院章程》之前，[59]关于议会议事过程的细节描述只出现于这些日记之中。
观看者在观摩议会议事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注意到议场中的其他一些场景。张德彝在1866年第一次英国议会之行时就观察到“左右设椅六百余张”，[60]但这所由何来，他没有考察。十年后他与郭嵩焘等同行观看英国下议院议事，也只是指出“论不能决，左右袒”，[61]亦未细究。但老辣的郭嵩焘却从其中发现了门道，“议政院座位竟亦分列左右，右为新政府党，左为旧政府党”。[62]原来，议会座位的安排是因政党区分而做出的。郭嵩焘刚抵达伦敦时，已从报纸上获知“国事分党甚于中国”，英国现在分为两党，下议政院“入毕（毕根士非尔得）党者四百余人，入噶（噶拉斯顿）党者亦三百余人，互相攻击争胜”。[63]议会议事过程中两党分座、“竞争”的情景引起他的注意。此后，他对英国的政党活动颇为关注，在上议院旁听时，他看到那里亦是“左右分座，亦分两党”，两党各有代表；[64]在与英国人交流时，亦会请教相关政党的话题；[65]日常阅读报张时，也会留心关于政党活动的报道、评论。[66]“党”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一直是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存在，所谓“君子不党”。当郭嵩焘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英国议会政治的核心在于政党政治后，即开始致力于追求答案：为什么作为“政制”疾瘤的“党”可以成为英国议会政治的核心？后来，他给出了一个简洁的答案：“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67]
但是，郭嵩焘除《使西纪程》以外的其他日记内容均未公开，可能阅读过他日记的人并不多。晚清读者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他士人日记中关于英国抑或其他国家议会政党活动的负面描写，比如，志刚的“现在英国改章，由民举官。而以前执政及办事交涉大臣，有更换之事。因民所举，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无所迁就”；[68]黎庶昌的“（法国）又一绅，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十人，余皆民党，辄拍掌讪笑之。”[69]
此类议会政党形象的刻画，凸显政局因为党争的频繁而可能引起的动荡。更有一位“局中门外汉”写下的系列“伦敦竹枝词”中，专有一首刻画英国政治，中有“党分公保相攻击，绝似纷争蜀洛时”句。又专门做注称，“院有二党，曰公党，曰保党，各不相下。此党执政，则尚书、宰相、部院大臣皆党人为之。进则群进，退则群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70]宋代蜀党、洛党的政争，在晚清士人那里，是太过熟悉的知识，是中国历史上朋党之争最著名的例子之一。甲午之后，“开国会”的号召开始响起，康、梁等亦试图以结社进而组织政党时，域外日记中的“政党”乱象可能亦在一些反对派的脑海中浮现，防止传统党争悲剧重演成为他们取缔新型结社的口实。[71]
观看者在描述“他者”时，他的书写，他的塑造，反映了他的本身意识、本土文化。士人描述英国议会政党时多表现出负面情绪，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政制中对“党”的厌恶。除此，他们在观看英国议会活动时，对另一种景状亦表现出一种不屑。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侯爵某日赴议会旁听，记载道：
先观下议院……绅士争竞与喝彩之声甚为喧嚷。继至上院……议事者免冠立而陈说，余官静听，肃然无咳唾之声……有争辩，而无阋哄庞杂之声，视下院迥别也。[72]
曾纪泽的体验，他的前任早已领教。一日，郭嵩焘与译员张德彝等于晚间同去上议院旁听，郭言“视下议院稍静谧”，[73]张亦夸赞上议政院“洁静”。[74]在黎庶昌生动的描绘中，法国因为是“民主”国家，下议政院更显不堪：
有一绅连次立台下发议，刚贝达不欲其议，数数摇铃止之。其人弗听，下而复上，众皆丑语诋呵。又一绅……当其议论之际，众绅上下来往，人声嘈杂，几如交斗，一堂毫无肃静之意，此民政之效也。[75]
嘈杂与静谧，一个是粗鲁的象征，一个是文雅的体现。对于观看者来说，在下议院的嘈杂议堂上，议员们的结“党”、攻伐、呱噪、争吵，并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他们更中意于上议院静谧议堂中的有序、陈说。士人们均受到儒家教育，熟读儒家的经典。《论语》中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能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而上议院议员中的表现，正符合“谦谦君子”的形象。甲午以后开办国会的主张，多以英国议会制度为典范，可能是受到英、法议会议事情景描述的影响。有民智程度与议员产生方式的建言，可能亦因之而来。郑观应即认为，“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教育尚未普及，新闻传播也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贸然行使民选议员之法。议院是“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76]
四、定名：
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语词
如前所述，1866年之前，英国议会知识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一种跨越“地域”的知识迁移，必然受到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翻译，即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具体知识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具体知识。[77]最常用的做法是将域外新知的专有名词、术语等用音译词表现。比如，《四洲志》中将英国议会称为“巴厘满”，即是采用音译的做法。但是，“一个音译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绝对的相异性。只有在本土语言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物时，人们才采用音译词……然而，任何一个音译词要想在目的语中具有生命力，均需经历一个逐渐被认可、被接纳的过程。”[78]在议会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随着西访士人所描述的议会形象逐渐传播开来，音译词已经不能承载知识信息，不能被人们认可、接受，《四洲志》中的音译表达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不再是主流。
在1866年之前，议会知识传播过程中，除《四洲志》中的音译外，还有其他采用意译方式的表达，主要有公会所、公会、公议会、公议堂、公议厅、公议院、集议院、议政院等二十余个。[79]在晚清士人的出访日记中，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第一次出国游历，对于英国议会分别以“公议厅”“议事厅”言之。19世纪80年代后期王韬连载于《点石斋画报》中的《漫游随录》，以“集议院”指称英国议会。此时，人们对于“议会”的认识还停留在较早期的译名阶段。1876年后到1885年之间，域外日记中对英国议会一般以议政院、议院称之，有时之前会冠以上、下分指议会的上、下两院。这种情况的发生源于英国议会形象逐渐稳定，形象稳定带来的是知识迁移的加速、加深，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了解、接受或者改造基于知识迁移而来的与议会相关的文化。
当斌椿等出国游历时，他们只是源于阅读积累了一些关于英国议会的简单知识，他们并不知道议会如何议事。在他们的想象中，议会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中国“衙门”的形象。他们称英国议会为“公议厅”“集议厅”，其语词的着力点在“公”“集”字上，多人聚集一起。他们游记中的文字，诸如“设椅六百余张”，诸如“公举六百人”，诸如议会建筑的高大，都体现出那种众人汇集的场境。由此，亦反映出他们的英国议会知识只是停留在之前的阅读层面。这种情形在张德彝与郭嵩焘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在张德彝那里，他第二次来到英国之后关于议会的描述，再未使用“集议厅”。就郭嵩焘而言，他到伦敦后首临议会时，是英国议会刚刚进入会期的第一天。英国议会开会首日，惯例是自君主以下人物会聚一堂，必有一庄严仪式。[80]由此，对于郭嵩焘而言，观看到的情景与张德彝首次的观看内容似无不同——多人聚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以“会堂”指称英国议会。“会”字所蕴含的意思，与“公”“集”字相类。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记中的英国议会用议政院、议院称之，其关注点在“议”字，主要原因是观看体验的增加、知识的积累。从这些日记中看出，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在旁听议会后的描述，不再是描述静态物体，而是将笔端投入议会议事过程中。在他们的笔下，刻画的是问诘、辩论、争吵的场景，这些场景围绕着“议”字而展开。进一步言之，在西访士人的日记刊行之前，中国人对于议会议事的过程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议事就是“会集多人，心志冗杂，难免发言盈庭，无所折衷”[81] ，这种想象更关注的是多人的会集，其所关注的“议”，亦是基于多人而引发。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多数域外日记刊行之前，相关知识的积累尚嫌不足，指示议会的语词也庞杂不一。
语词是构成形象的最基本的元素。在观看者的域外日记中，随着他们观察的深入，英国议会的形象亦逐渐稳定，随之，用来指称议会的语词亦即确定下来。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所见的英国议会相关记载，多以（上、下）议院指称Parliament，直至1915年。
五、结语：
知识史路径下的晚清议会研究
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结果宣告晚清政府“自强运动”的破产，引起朝野震动。189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公开印行，其中“议院”上、下两篇，系统阐述他的议会政制思想，对晚清士人、官僚产生重大影响。 [82]两年后，梁启超撰写《古议院考》一文，为维新派议会政治主张从传统政制中寻找依据，即所谓“托古改制”。[83] 甲午战争中，新式传媒出现政治化倾向，大量刊载议会政制著述，亦推动议会政制思想的传播。[84] 康有为等在戊戌期间的变法虽告失败，但其中十二制度局的政制设计，亦是议会政制在晚清的首次尝试。[85] 由此观之，晚清议会政制实滥觞于甲午之后；而甲午之前，关于议会政制的内容，无论是西人的著述，抑或晚清士人的写作，均止于知识介绍。
我们若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径路出发，对甲午之前晚清议会思想进行考察，或失之空泛，或陷入斯金纳所言的“神话”陷阱[86]之中。葛兆光认为，“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 [87]知识的产生、发展，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缓慢前行的过程。它可能在某些时候因为特殊事件而发生激变，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处于一种平缓而有序的发展过程中。正是这种知识的背景，支撑了思想的巨变，思想如果脱离知识背景，则会失去理解的语境与土壤。[88]
诚如斯言，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19世纪之后甲午之前的晚清议会，可以发现，在甲午之前，议会知识在中国的生产、传播是平缓的、有序的，石印术的引入、新媒体的产生只是改变它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本身的内容没有发生更多变化，仍然是具体的、浅白的。因此，对于19世纪甲午之前晚清议会的研究，我们或可采取一种知识史的研究径路，放弃后见式的傲慢身段，进入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晚清议会知识。
首先，晚清域外日记完成了议会形象的客观塑造。晚清议会知识是一种跨越“地域”的知识迁移过程，首先面临翻译问题，即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具体知识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具体知识。[89]因此，考察议会及其相关语词的表现形式至关重要。域外日记是晚清士人在甲午之前获取议会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可借助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形象”研究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域外日记记录了议会建筑外观、议事运行过程等浅白、琐碎的内容。但是，这种记录相较于《四洲志》等的译介却是更为具体、生动的描绘。这些真切的观察和记述可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激发出更多想象，并深化对议会的理解。
其次，议会知识在域外日记的记述与传播中完成生产。彼特•伯克（Peter Burke）指出，解释什么是知识与解释什么是真理一样困难，但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信息相区别，其中信息是相对原始的，未经处理的；知识是深思熟虑的，系统化的，两者之间是相对的，并非绝对。[90]伯克关于什么是知识的看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比如，域外日记中所记载的英国议会内容，多是西游士人观看结果的感性表达，它们可能未经过士人的深思，但对于当时士人而言，作为一种域外新知，是无可置疑的。况且它们经过传播，亦对阅读者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与晚清议会相关的内容时，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对待较为妥适。伯克同时认为，知识经历着一个收集、分析、扩散、利用的过程。[91] 这种理解，突破了将知识史研究作为个人智识研究，或者说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将思想史与文化史关联在一起，关注实践的层面。[92]这种研究在整体上应当包括知识生产、传播、阅读、利用四个层面，涉及知识生产者、传播主体、读者、读物等各种关系。具体到晚清议会知识的研究，需要注意处理以下内容：即晚清议会知识的生产者是谁，他们生产了何种议会知识，这些议会知识借助何种形式（途径）进行传播，读者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知识载体并阅读，阅读的体验（心态）如何，如何利用阅读的结果。因此，当我们考察晚清的域外日记时，这些西游士人可谓是议会知识的早期生产者之一。他们书写的域外日记则是记录议会建筑外观、议事运行过程等知识的载体。而读者在阅读消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议会的理解则是其效果。
最后，议会制度的践行有赖议会知识的消化吸收。晚清域外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议会知识的组成部分。它与议会思想关系密切，它的储备是议会思想得以接受的前提，它的变动是议会思想发生变动的先兆。议会知识籍由“读者”的阅读与消化，成为一种观念、一股潮流，并影响其后的议会实践。晚清最后十年，议会实践成为重要议题；资政院开院议事后，资政院总裁爱新觉罗•溥伦在接受新式媒体采访时强调：绝不能把资政院当成衙门。[94] 溥伦言说中的两个语词，“资政院”与“衙门”，分别代表不同的政制，前者是“议院的基础”，后者是传统中国政制的象征。溥伦的言说只是一个缩影，是议会知识经过阅读成为一种观念进而影响实践的缩影。对待议会，晚清最后十年的士人、官僚秉持的态度、立场不同，或拥护，或反对；但是，议会至少已经成为一个熟知的政制语汇，它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他们的知识构成。晚清的议会实践，甲午之后系统的学理阐释功不可没；但是，这些知识起到的历史作用亦不可不察。
因此，当我们考察晚清议会思想时，不能仅仅依据自然历法时间就重要人物、经典文本进行思想史式的解读，亦应当注意议会知识的发生与变化，以一种关于晚清议会的知识史研究径路展开。
注 释
[ 1 ] 参见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0 页。
[ 2 ] 以“议会”为检索词，在“晚清期刊数据库（1833—1911）”中采模糊检索方式进行全文检索，结果显示最早出现该词的刊 物是《万国公报》第302期（1874年），19世纪70年代共有13篇文章出现该词，均出自该刊；以“议院”为检索词，采取同种方式检索该库， 最早出现该词的刊物是《教会新报》第 234 期（1873 年），且 1873 年共出现两次，另一次亦是《教会新报》第 258 期（1873 年），1870 年 代共有 63 篇文章出现该词。亦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0 页。
[ 3 ] 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0、191 页。
[ 4 ] 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对传统思想史研究范式有过批判。他认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存在三类谬误形式，即学说 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融贯性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及预见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其本人的思 想史研究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强调思想史研究应当是语境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应当采用跨文本的（intertextual）、语境论的 （contextualist）的研究方法。思想史研究径路的转变不仅仅是发生在斯金纳身上的个案，受语言学影响，英美倡导观念史模式、法国以 概念社会史见长，德国以概念史著称，三者虽存在差别，但共通处在于，都关注某一基本概念的历史发展，关注它们与文本之外社会历 史语境的联系。参见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 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英］玛丽亚 • 露西亚 • 帕拉蕾丝 – 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1 页；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中华 书局 2009 年版。
[ 5 ] 参见王人博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方维规：《“议会”、“民主”、“共和”等概念在十九世纪的中译、嬗变与运用》，载《中国文史论丛》（总第 6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
[ 6 ] 参见［英］约翰 • 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 页。
[ 7 ] 参见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253-264 页。
[ 8 ] 本文主要征引的书籍有：《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黎庶昌：〈西洋杂志〉、徐建寅：〈欧游杂录〉》，岳麓书社 2008 年版；《林鍼：〈西海纪游草〉、斌椿：〈乘槎笔记 • 诗两种〉、志刚：〈初始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 • 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 2008 年版；《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 2008 年版；《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2008 年版；《曾纪泽日记》，中 华书局 2013 年版。下文征引时，除特别版本外，以上书籍征引仅注明著者与页码；又，张德彝日记分载两书之中，分以 1- 页码、2- 页 码标出。
[ 9 ] 本文所用日记刊行情况如下：斌椿书刊行于 1869 年；志刚的日记刊行于 1873 年；张德彝作为斌椿使团随员的日记刊 行于 1867 年，作为郭嵩焘译员的日记刊行于 1883 年；李圭的游记刊行于 1878 年；王韬的随录刊行于 1887 年；曾纪泽的日记早期 有 1881 年申报馆排印本，后有 1893 年江南制造局刊本；黎庶昌一书早间有 1886 年莫氏抄本，后有 1895 年黎氏刻本；刘锡鸿日记有 1891 年小方壶斋本。又，以上各书在王锡祺整理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皆有收录。该丛书由王锡祺于 1877 年开始收集、整理， 分为正编、补编、再补编，共收集当时所见相关书籍共一千四百余种，分别于 1891 年、1894 年和 1897 年完成。以上各书刊行情况，参 见前述岳麓版说明，《曾纪泽日记》参见中华书局 2013 年版前言，黎庶昌《西洋杂志》来源：http://www.guoxuedashi.com/shumu/?sokey shu=%E8%A5%BF%E6%B4%8B%E6%9D%82%E5%BF%97&submit=&kz=11，2019 年 3 月 25 日访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录 各书情况，可检索刘跃令、张五勤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篇名及著者姓名索引》，河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91 年版。
[ 10 ] 王韬：《甕牖余谈 • 卷三 • 星使往英》，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第六十一辑》，文海出版社 1982 年版。
[ 11 ] 参见康有为：《我史》，载《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2、63 页。
[ 12 ]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列》，载《饮冰室合集 • 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35 年版。
[ 13 ] 参见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卷四百七十四•外交十•通使》，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九十二辑》， 文海出版社 1982 年版。
[ 14 ]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4页。
[ 15 ] 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77、78 页。
[ 16 ] 柯文认为，只有在考察了传教士作品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的传播范围、读者范围等问题后，才可能“准确地估量传教士非宗 教性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26 页。
[ 17 ] 林则徐的《四洲志》并未刊刻印行，原稿亦无发现。当下所流通各版《四洲志》，皆由魏源《海国图志》一书中复原。《林则 徐全集》中的《四洲志》，复原自《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道光甲辰古微堂聚珍板）。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研究中，引用 Ebisawa 的说法， 在日本有一本注明时间为 1838 年的《四洲志》。参见《林则徐全集》（第十册 • 译编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本卷编辑说明； ［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 页，注 18。
[ 18 ] 《澳门新闻纸 • 澳门十二月十四日新闻纸》，载《林则徐全集》（第十册 • 编译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3、214 页。
[ 19 ] 参见《答奕山防御粤省六条》，载《林则徐全集》（第五册 • 文录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3 页；苏精辑著：《林 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41 页；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 载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20 ] 《四洲志 • 英吉利国》，载《林则徐全集》（第十册 • 译编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7-100 页。其中，律好司即 House of Lords，巴厘满即 Parliament，甘弥底阿付撒布来士即 Committee of Supply，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即 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甘文好司即 House of Commons，委尔士即 Wales，爱伦即 Ireland。
[ 21 ] 参见［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 页。
[ 22 ] 此类用法并非林则徐所创，在裨治文1838年印行的中文著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即有运用。参见《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卷十三 • 国政一 • 国领、内外大宪衙门》，刘路生点校，《近代史资料》第 92 号。
[ 23 ] 参见《海国图志 • 原叙》，载《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 页；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84 页。
[ 24 ] 《海国图志》最初五十卷本以《四洲志》为底本，但“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这 些增加的内容，是“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1852 年完成的百卷本，其关于英国的内容，除《四洲志》中英国部分 作为第五十卷“英吉利国总记”外，又增加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等“英吉利国广述”三卷，直接辑录当时所见他书中关于英国的内 容，以“西洋人谭西洋”在前、“中土人谭西洋”为后的次序编排。《海国图志》辑录的书籍中涉及英国议会的，仅新嘉坡（今新加坡）人 《英国论略》、郭实腊《万国地理全图集》、马礼逊父子《外国史略》等三书及《瀛寰志略》。在形式上，郭实腊书仅一句，另两本西人著述， 长度不及《瀛寰志略》，更不及《四洲志》；在内容上，未超出《四洲志》与《瀛寰志略》所叙述的范围。惟可指出者，这四本书中“议会” 的译法不同于《四洲志》，采意译方式，西人所编著三书，采“五爵之会”和“乡绅之会”对译上、下议院。又，需注意者，魏源亦将其所 撰《英吉利小记》辑入第五十三卷《大西洋 • 英吉利国广述下》中，未涉及议会。参见《海国图志 • 原叙》，载《魏源全集》（第四册），岳 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 页；《海国图志 • 第五十卷至第五十三卷 • 大西洋》（第六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386、1389、1399、1423、 1441-1444 页。
[ 25 ] 李慈铭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载有“阅徐松龕中丞瀛寰志略……皆据泰西人汉字杂书及米利坚人雅裨理所绘 地图采择考证各依国立说，间采近人杂著及史册所载略附沿革于后，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 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一册），广陵书社 2004 年版，第 319-324 页。
[ 26 ] 参见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72 页。
[ 27 ] 参见斌椿，第 91 页；郭嵩焘，第 45、54、63、69、73、482 。
[ 28 ] 徐继畬：《瀛寰志略 • 卷七 • 欧巴罗英吉利国》，上海书店 2001 年版，第 235、236 页。
[ 29 ] 《兰仑偶说》介绍英国，取材当时所见西人报刊相关内容。参见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前言。
[ 30 ] 《六合丛谈》1857 年 1 月创刊，共出版 15 期，于 1858 年停刊，主编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综合性杂志，多有西方法政类 新知。参见《解题——作为近代东西（欧、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史料的〈六合丛谈〉》，载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
[ 31 ] 郭嵩焘，第 404 页；潘光哲《〈郭嵩焘日记〉“略考英国政教原始”与《大英国志》的述说对照表》，载氏著：《近代中国“民主 想象”的兴起（1837—1895）》，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2000 年博士论文。
[ 32 ] 王韬：《啸古堂诗集 • 序》，同治元年（1862 年）。
[ 33 ] 曾纪泽，第 824-825 页。
[ 34 ] 斌椿等是官方派出游历欧西的第一批中国人，其行纯为“旅行考察”。据奕在同治五年（1866年）一月奏折，“而外国情形， 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籍资筹计算。”又，同治六年（1867 年）九月奏折所附《总理衙门条说》中亦申明“上年本衙门奏准，令斌椿带同学生凤仪等附船赴泰西各处游历，略访其风俗人情，与出 使不同，未可再为仿照。”参见《续修四库全书 • 四一九 • 史部 • 纪事本末类 • 筹办夷务始末 • 同治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9 页；《续修四库全书 • 四二〇 • 史部 • 纪事本末类 • 筹办夷务始末 • 同治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7页。
[ 35 ] 张德彝，第 1-521 页。
[ 36 ] 斌椿，第 114 页。
[ 37 ] 李圭，第 281、282 页。
[ 38 ] 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2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7 页；［意］马里奥 • 布萨利：《东方 建筑》，单军、赵炎译，段晴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7 页。
[ 39 ] ［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陈清泉译补，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47、48 页。
[ 40 ] 参见傅熹年：《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6，377-388 页。
[ 41 ] 参见刘敦桢：《大壮室笔记》，载《刘敦桢文集》（第一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140 页；《钦定大清会典 • 工部 • 卷五十八》，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 42 ] 张德彝，第 1-659 页。
[ 43 ] ［英］迪耶 • 萨迪奇：《权力与建筑》，王晓刚、张秀芳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 44 ] 参见［美］迪耶 • 萨迪奇、海伦 • 琼斯：《建筑与民主》，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85 页；［德］汉 诺 – 沃尔特 • 克鲁夫特：《建筑史理论——从维特鲁威到现在》，王贵祥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4 页。
[ 45 ] ［美］迪耶 • 萨迪奇、海伦 • 琼斯：《建筑与民主》，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 页。
[ 46 ] 王韬的《漫游随录》是近廿年之后的作品，虽有所本，但需要迎合《点石斋画报》的风格，经过大幅修改是不容置疑的。目 前所见王韬日记，仅至 1860 年。又，有研究者经过比对，认为目前所见斌椿日记与呈送赫德的版本不同。又，丁韪良亦说刊行的斌椿 日记只是其交给总理衙门报告的点滴。参见［美］凯瑟琳 •F. 布鲁纳、约翰 •F. 费正清、理查德 •J. 司马富编：《赫德日记——赫德与中 国早期近代化》，陈绛译，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3 页。
[ 47 ] 形象学的研究认为，在建构形象时使用、积累的一批词汇，在特定的时代，特定文化中或多或少直接地传播“他者”的形象。 参见［法］达尼埃尔 – 亨利 • 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48 ] 《资政院奏择定贡院旧址建筑资政院请旨饬修摺》，载《政治官报》1909 年，七月十一日，第 657 号。
[ 49 ] 劳恭震、沈敏树编：《谘议局、资政院、自治会议员必携》，麟章书局 1910 年版，第 329-330 页。
[ 50 ] 斌椿，第 114 页。
[ 51 ] 斌椿，第 114 页。
[ 52 ] 张德彝，第 1-521页。
[ 53 ] 虽然总理衙门一再降低斌椿等出国的“官方”色彩，但实为“中土西去第一人”。可是，自斌椿出游归国以后，重大政治场 合均难见其身影；自《乘槎笔记》及记游诗集刊行以降，再无与“洋务”相关的著述行世，他似乎从“历史”上消失了。可能，这与他的 志趣有关。
[ 54 ] 三人当日观察的议会议事，是非立法性的公共事务辩论。
[ 55 ] 郭嵩焘，第 159 页；刘锡鸿，第 125、126 页；张德彝，第 2-374 页。又，刘锡鸿、张德彝的记载，遣词用句多有重合。笔者推测， 刘锡鸿可能大幅“参考”张德彝是日日记。
[ 56 ] 斯毕格（或司批克尔），即 Speaker，英国下议院议长。
[ 57 ] 张德彝，第 2-375 页。又，这段文字，在刘锡鸿的日记中亦出现。刘锡鸿，第 83 页。
[ 58 ] 参见《校邠庐抗议 • 制洋器议》，［德］冯凯整理、熊明心校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9、110 页。
[ 59 ] 光绪五年（1880 年），李鸿章派遣徐建寅等赴欧洲采购铁甲舰。徐建寅在德国乘机赴议会观看，终于明白议会如何议事。 1882 年，他翻译并自印了《德国议会章程》。此书是晚清少见的关于议会议事程序的书籍。参见《德国议院章程序》，载《新辑各国政 治艺学全书 • 德国议院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06-327 页。
[ 60 ] 张德彝，第 1-521 页。
[ 61 ] 张德彝，第 2-374 页。
[ 62 ] 郭嵩焘，第 159 页。
[ 63 ] 郭嵩焘，第 101 页。
[ 64 ] 郭嵩焘，第 177 页。
[ 65 ] 郭嵩焘，第 267、301 页。
[ 66 ] 郭嵩焘，第 429、497 页。
[ 67 ] 郭嵩焘，第 530 页。
[ 68 ] 志刚，第 302 页。
[ 69 ] 黎庶昌，第 432 页。
[ 70 ] 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8 页。
[ 71 ] 参见《清实录 • 德宗实录 • 卷三八一》（第五六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986、987 页；潘光哲：《近代中国“民主想象” 的兴起（1837—1895）》，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200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52 页。
[ 72 ] 曾纪泽，第 942 页。
[ 73 ] 郭嵩焘，第 177 页。
[ 74 ] 张德彝，第 2-384 页。
[ 75 ] 黎庶昌，第 432 页。
[ 76 ] 参见《郑观应集 • 盛世危言 • 公举》（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9 页。
[ 77 ] 参见［德］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 78 ] 孟华：《对曾纪泽使法日记的形象研究——以语词为中心》，载《中国比较文学》2015 年第 2 期。
[ 79 ] 参见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0 页。
[ 80 ] 郭嵩焘，第 106 页。
[ 81 ] 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序》，载《新辑各国政治艺学全书 • 德国议院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 82 ] 参见郑观应：《郑观应集 • 盛世危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83 ] 参见梁启超：《古议院考》，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 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94-96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 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40 页。
[ 84 ] 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稻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7-103 页。
[ 85 ] 参见黄璋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年版，第 163、297 页；［韩］李春馥：《戊戌时期康有为 议会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1-194 页。
[ 86 ] 参见［英］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 思的考察》，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87 ]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页。
[ 88 ]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31 页。
[ 89 ] 参见［德］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 90 ] 参见［英］彼得 • 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
[ 91 ] Peter Burke，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olity Press 2015, pp.6-7, 44-106.
[ 92 ] 参见傅扬：《思想史与近代史研究：英语世界的若干新趋势》，《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9 期。
[ 93 ]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页。
[ 94 ] 参见《广益丛报 • 纪闻 • 中国部》1910 年第 255 期。
（责任编辑：肖崇俊）
（推送编辑：汪 冰）
本文原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阅读和下载全文pdf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或登陆本刊官网xuebao.ecupl.edu.cn;编辑部在线投稿系统已更新，欢迎学界同仁登录journal.ecupl.edu.cn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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