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战役之中的威灵顿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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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象之争：英国身份的认同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使群众的忠诚和英国性的形成这些主题在这130年里牢牢居于中心地位。两国分别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被保罗·肯尼迪叫作鲸鱼和大象。它们在1689—1697年处于交战状态，在1702—1713年、1743—1748年、1756—1763年、1778—1783年、1793—1802年和最后1803—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之间，战争的规模更大，耗费更多。

而这些仅仅只是更为持久和层次丰富的敌对状态最激烈的表现方式。即使是在中间的表面和平时期，这两个强权也在反复密谋算计对方和互派间谍。英国和法国像一对出名的不幸夫妇一样，在这些年(和之后很久)彼此紧咬对方，既不能和平共处，又不能彼此释怀平静分手。结果不是一系列单独或传统的战争，而是无孔不入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几乎没有时间发展成20世纪意义上的冷战。

▲ 英格兰无地王约翰与法兰西战斗(左)，卡佩王朝太子路易八世行军(右)

关于大多数英国民众对绵延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革新、征服和危险作何反应，我们不甚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但也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不列颠与这一时期其他的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不同，没有经历大规模外部入侵。

其结果之一是，它从来不用大规模强制征兵(尽管已很接近了)。因此，人们始终认为，被误称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发生在英国市民大众的思想世界之外：即与17世纪中叶的内战或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不同，在这些冲突中，政治家、官吏和职业军人，始终是被无动于衷的大众包围的少数积极分子。

但这完全错了。英国逃过了一劫并没有使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显得与其民众无关。它只是使对战争的反应更明显具有盲目爱国的色彩。与其大多数欧洲邻国不同，这时的英国，像20世纪的美国一样，在享受军事荣耀时，毫发无损，没有民众伤亡，国内也没有受到重创。

他们罕见地免遭更为残酷现实的驱使，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更广泛，但较少直接接触的斗争上，这一斗争过程把大不列颠持续暴露在外部威胁下，从而对定义大不列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某种层面上，双方都认为这是宗教战争。法国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中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入侵英国，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僭君。开始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然后是其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最后是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绰号“美王子查理”。因为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些战争就都必然被提升到事关大不列颠本土新教群体安危和担心再次引发内战的高度。即使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也隐约有一丝法国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的威胁存在。

▲ 1745年詹姆斯党人(John Pettie)

从那以后，整个英国的詹姆斯党人灰飞烟灭。接下来的两次英法之战，其思想形态的主要威胁不是宗教，而完全是政治性的。

法国在1778年之后与美国结盟，从英国怀中成功剥离了第一帝国最殷实的地区，也是英国民众感觉情感纽带最亲密的部分。伦敦曾统治的那片疆域，成立了一个共和政体，其振臂高呼自己不仅独立，而且是比母国更自由、更美好和更虔诚的新教国家。

换句话说，这次战争，也迫使英国焦虑和深刻自省，尽管战斗大部分是在三千英里外的大西洋彼岸进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3—1802年以及1803—1815年)，更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人骨子里的自信，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面对的入侵威胁更大。

因此这些大战每一次都挑战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和宗教基础，并威胁其国内安全及商业和殖民权力。结果是其统治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不仅动员其支持者，而且越来越多地与大量英国人积极合作，以抵御反复出现的外来危险。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响应。

近年来，我们对一些男男女女的行径早有耳闻，他们有的在18世纪上半叶藐视当局，继续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有的在1775年之后反对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有的在1793年之后支持与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和平相处。总有持不同意见的声浪：让它们从历史陈迹中清楚响亮地浮现从而让我们知晓，这没有什么不妥。

但我们不能让其压过其他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发出的、显然更传统的声音，这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支持了坚持不懈的战争努力。接下来的部分工作，是把这些被假定为英国国教徒的人，从后世的殷勤态度中解脱出来(我曾更恰当地称其为从史学家的无知中解脱出来)。我们急需重新认识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行为通常体现的东西更多，而不只是本能的盲目爱国，或单纯的防卫，或心胸狭隘的保守。

▲ 1900年英国宣传画

爱国主义对所有阶层和两种性别，常常都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反应，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应。我们看到，为英国身份服务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就像一辆乐队彩车，不同群体和利益都在上面蹦蹦跳跳，好让其驶向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做一名爱国者是宣称有权参与英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是让更多人成为公民的手段。

英国国家的形成首先是通过战争。与法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让英国人(不管来自威尔士、苏格兰还是英格兰)直接面对一个显然敌对的异己，并激励他们集体以反抗法国来界定自身。他们把自己界定为新教徒，为生存而反抗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强权。他们对照着法国人界定自己，认为法国人迷信，是好战分子、堕落和不自由的人。

而且，随着战争继续，他们中许多人更越来越以被其征服的殖民地民族为对立面，来界定自己，就文化、宗教和肤色而言，这些民族显而易见是外国人。彼得·萨林斯曾指出，国家身份“像种族或社群身份一样，视情况和关系而定：视把集体自我和其暗示的对立面(即异己)相区别的社交和领土边界而定。”

换句话说，人们根据他们不是谁和不是什么，来决定他们是谁。一旦遇到一个显然异己的“他们” 在此前分歧很大的社群，就可以成为一个令人放心或纯粹不顾一切的“我们”。这正是英国1707年后的情形。他们开始(有时)定义自己是一个单一民族，与其说是因为国内在政治或文化上意见一致，毋宁说是对其海岸之外的异己作出的反应。 

我任何时候都不认为，这一时期感觉逐渐增强的英国性，代替和磨灭了其他忠诚。情况并非如此。身份不像帽子。人们可以而且的确同时拥有多种身份。

大不列颠并不像人们有时主张的那样，通过“混合”包含在其境内的不同地域性或更古老的民族文化而形成，也不能首先从英格兰“核心”把其文化和政治霸权强加给无助和受骗的凯尔特外缘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其起源。即使对大不列颠只有粗浅认识的人都知道，就文化而言，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在许多方面都是迥异的民族，就如同这三个部分都还可以继续被明显细划为不同的地区。

因此，这里并没有因整合和同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而形成共有的身份感。相反，英国性滋生于国内千差万别的人群与异己接触时作出的反应，最主要是与异己冲突时作出的反应。

承认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英国最近的一些难题。英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其存在深深依赖于泛新教文化、不断出现的战争威胁和滋养(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以及庞大的海外帝国所代表的胜利、利益和异己，它现在注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英国必须适应帝国的陨落，尽管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新教教义现在也只是其文化的残存，所以它再也不能对照着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欧洲来界定自己。

▲ 英国脱欧

实际上，大不列颠现在是欧盟的一分子，根本不能再随便以欧洲大国为异己来界定自己。不管喜欢与否，它都是联系日益紧密的欧洲的一部分，尽管在与布鲁塞尔及其指示达成协议时，英国一些政治家和选民毫不掩饰内心的挣扎，昭示出把欧陆视作异己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形下，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近几十年如此显著，可以看作不仅是文化差异的自然结果，也是对英国意义上国家认同大量丧失的一种反应。好战的天主教徒、敌对的欧陆强权或异国情调的海外帝国，英国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异己，通过对比，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

可以预料的结果便是，其内部的分裂死灰复燃。大不列颠过去是在与法国连续大规模作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其身份现在变得不确定的根本原因，也很可能是将来其瓦解的方式。

【本文摘自《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略有删节】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英] H.T.狄金森 著
陈晓律、宋涛等译
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并塑造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那种强调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

[英] J.C.D.克拉克 著
姜德福 译
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出版

       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为开辟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时期。作者克拉克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把1660—1832年定义为“漫长的18世纪”，并全面阐述了他对于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的看法，1660—1832年间英国社会具有突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君主、贵族、教会的密切配合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