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年)， 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通儒、国学大师。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今天是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特转发郭齐勇先生撰写的文章，以志纪念。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成书于艰苦的抗战年代，因此，文中处处可见作者的忧患之情。该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十八版；1994年又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第二次修订版，1996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又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后又多次重印。
钱穆像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建议读者反复诵读。“引论”表达了钱穆先生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一）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二）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先生撰写此书的主旨。钱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先生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显然，钱先生是针对全盘西化思潮，针对疑古学派、史料学派，有感而发的。钱穆先生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解的利弊得失。他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钱穆先生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晉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晉南北朝政府规制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钱穆先生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钱穆先生所有研究都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钱穆先生从历史出发，揭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看似三个名词，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是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与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足见一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过历史、文化展开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识的中心，并贯穿、渗透、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领域之上，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内在特点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与风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灵魂，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钱穆先生把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一、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体，心与理一、用由体来。二、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国民性格—和合性。三、历史精神，包括：历史是各别自我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温情与敬意的心态等等。总之，民族精神、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的新旧递嬗展开了论战。中西文化比较是钱先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出发，把世界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又指出实质上只有游牧与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两种类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一、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中国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西方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来营养维持自己。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前者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后者是趋向于富强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二、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农业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故常内倾，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外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三、和合性与分别性的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和合性”，和内外，和物我；西方人则強调“分别”，分内外，别物我。在文化比较中，钱先生只强调两种文化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判定优劣高下。“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上引钱先生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和中国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钱先生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针对“西方中心论”提出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评价。钱先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的文化比较，是着眼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前景的。钱先生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展望未来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共处、各从所好、不相冲突、调和凝结。他特别提出了“集异建同”的观点。他说：“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又何来有世界文化？”钱先生在这里提出的“集异建同”的思想，较一般所谓“察异观同”更为深刻。世界文化的前景，绝不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异（个性）；相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优长，发扬其差异的基础上。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家思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飆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钱先生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鑊，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本文原为郭齐勇先生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国史大纲》撰写的导读，此次转载时对原文有所删节，对题目也做了改动】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改名为穆。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经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至同校任教。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课外撰写《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到大学教历史。与蒙文通过从。由于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发表，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考据确凿，详实可信。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周公》、《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三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老子辨》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交学人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等三十余人。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辗转至蒙自、昆明，任教西南联大，撰著《国史大纲》。代表作《国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部定为部定大学用书，风行全国。任教成都齐鲁大学国学所。在乐山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秦汉史”，严耕望得列门墙。又在马一浮主办之复性书院讲课。东返，执教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与唐君毅先生论交。撰《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秋，到香港亚洲文商学院任教。余英时得列门墙。与唐君毅、张丕介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书院的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为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诸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並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冬，到台北演讲。多次到台湾演讲。出版、印行四部著作：《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在台北出版。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资助新亚书院，双方签约。先生坦率相告，卽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绝不干预校政。新亚书院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购置图书，建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新亚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当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出版、印行《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阳明学述要》、《黄帝》等著作多种。访日，在京都等地演讲。元月，在九龙农圃道举行新亚书院新校舍奠基典礼，发表演讲。。应邀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游览，最后回到香港。出版《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出版《中国文学讲演集》、《论语新解》。十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先生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十六年来，为办新亚，先生付出诸多精力！在繁忙的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余，先生还出版多种著作。自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四部概论连载于《人生杂志》。十月定居台北，住金山街。7月迁至台北外双溪。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出版《中华文化十二讲》。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写作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乃先生晚年的重要代表作。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先生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出版《灵魂与心》。1972年后将自己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自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是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册，至一九八○年陆续出齐。次年出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两书分别在台、港出版。出版《古史地理论丛》。定稿《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次年出版。先一年出版《宋明理学三书随劄》。出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次年7月，自中国文化大学退休。春，应台北《联合月刋》编辑之请，发表对国运与时局之评论，主张海峡两岸统一，首次为大陆《人民日报》摘登。6月9日，九十二岁生辰，下午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出版《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9月，赴港出席新亚书院创立四十年院庆活动。5月，由于台湾党派之争，先生不得不离开晚年居住了二十二年的外双溪素书楼寓所，迁台北市杭州南路新居。8月30日上午9时，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九十六岁。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先生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先生生前曾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先生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发表于9月26日的台湾《联合报》。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祖国大陆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本年表原载《国史大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版】《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钱穆 著
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钱穆 (1895-1990)，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名士，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以其卓越著述和崇高人格被景仰者们尊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字宾四，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并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其代表作有：《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提纲挈领式的中国通史。作者论述了上自远古，下至民国初年中国历史的演变，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风貌、学术思想乃至宗教、兵制的内容及其相互影响均有深刻揭示，并以此来阐明历史上治乱盛衰之原因和国家民族之精神。本书亦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书，被誉为是“最有见解”的中国通史。在这部叙述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的史书中，钱穆先生过人的史学功底、崭新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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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