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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家!德国知名作家的抗疫日记

补刀客 补壹刀 2020-09-03

      我们所有人正生活在一部小说中。这不是一首田园诗,而是一个恐怖故事。但是人们有了全新的想法。


3月28日

“别读这些废话,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从前我母亲总这么对我说。


此时,我听了她从前的声音,真的走出去,三天以来第一次。


我走了一圈,没想到柏林墙公园竟还有这么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突然这么爱运动了,跑步运动,能听到他们喘着粗气。



两只乌鸦栖在篱笆上,这个篱笆将公园人满为患的部分与尚未完工的扩建部分隔开,乌鸦似乎也感到惊讶:这里的一切怎么与平时不同了,它们叫着,烤香肠在哪里?捡瓶子的伙计在哪里?还有那些小商贩在哪里?


3月29日

全世界一半的人已经在家呆了几个星期。


他们都在做什么?整天做家务?装修房间?在网上自我展示?


看起来还有些有意义的事儿在做,到处都是充实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很有趣,上着课,学习语言,人们积极安排生活,阅读有智慧的书(或至少给它们包封面)。或者还有瑜伽,一练几小时。


我本人每天读遍整个互联网,从头到尾。但我无法读眼下这样一本小说,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我每天早晨都在其中醒来。它的叙事有点缺乏行动力,但这并不打扰我,我对那些几乎啥也没说的书总无法抗拒。


奥黛莎•莫斯斐《我休息和放松的那年》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女主人公几乎都不离开她在纽约的公寓,大部分时间里昏昏欲睡。正如我目前所处的小说里的主角一样。他的旅行仅仅在房间里或绕着房间,就像莎维尔•德•梅斯特著名的书一样。


是的,《围绕我房间的旅行》我可以再读一遍。还是宁可读蒙特克里斯托伯爵写监禁故事的经典著作?那鲁滨逊•克鲁索怎么样?我把它放哪里了?我想起来了,我可以整理书籍,我不是早想这样做了吗?


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因为我又被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最新病毒感染数字惊呆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小说在创作者的视野中并不是玫瑰盛开的田园诗,不是,它是一本真正的恐怖小说。


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像年轻的伊丽莎白(这是我和女儿看过无数次的电影),当她第一次踏上加勒比海盗“黑珍珠号”船时,听到了巴尔博萨船长的话:你最好开始相信鬼的故事,特纳小姐……你就在其中! 


3月30日

躺在沙发上,我现在也是一个奥勃洛摩夫,我想起来,我今天不必去任何地方。就像昨天,前天和其它任何一天。


不再需要约会,也没有更多的外出压力,我也不必决定- 我的女儿说,错过什么的担忧 已经过去了-毕竟我不参加哪本书的首发式,哪部电影的首映式,哪场开幕式或首演。


而且,我不必担心我错过可能售罄的音乐会-星期六在柏林的耶稣和玛丽系列-都没有了。生活变得简单多了。会一直这样吗?永远?


我记得我实际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



简•布兰特和我在中心区见面,对压抑和变化多少有点儿忧郁,之后来到“平方米”书店,艺术家丹妮拉·科玛妮正在展出她最近发行的厚厚的明信片图画书《行星地球:21世纪》。


在那儿我们遇到了朋友-尤根武福,还有卡佳,乌苏拉,艾莉娜,还有莫妮卡,她问起我三周前她用彩线编好、系在我手腕上的的手链。我们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行星地球:21世纪》,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本属于隔离的书:科玛妮在家中靠电脑飞越了世界各地的城市,收集地标,截图并把它们变成了数百张看起来像是黑白明信片,就像戈达德的影片一样。


如此,她期望我们如今的旅行和城市漫步。她给我们寄来了未来的明信片。


3月31日

星期二是合唱团活动时间,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在排练室聚会了,我们大家在目前颇受诟病的著名的视频会议程序 Zoom上唱歌,三周前对它的存在我还一无所知。


可惜的是,它不太适合一起唱歌,只能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而无法听到其他人的。


所以今天所有参加彩排的人都只能跟合唱团导演的声音唱二重唱。也不错 。



至少我看到其他人在唱歌:张开和合上的嘴巴,丽贝卡跳舞,另外两个歌手,孩子们拿着相机看着。


在她们的后面,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房间,Zoom只能给家具展示一个狭窄的视角:看看,这就是你如何度过一生的生活,这么多的植物,高架床,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空。


不少歌手抱怨他们整天都在通过镜头或电话会议进行教学,现在他们不得不整天在电脑前,在这个程序中工作,这个程序的并行排列单个视频图块令我想起1970年代动作片的开场。


通常所具有的合唱快感,唱歌的最大乐趣,可惜没有出现。


当我们开始唱史密斯的“永远不会熄灭的一盏灯”时,歌中唱到“ 今晚带我出去/因为我想见人,我想见生活 ”,我有点想哭。


可惜,今天的合唱排练感到了合唱的痛。


4月1日

日常中的错乱:我将咖啡豆倒进了咖啡过滤器中。


我又有了这种感觉,像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长距离飞行,不幸的是,目的地和持续时间都不明。有足够的燃料吗?我们坐在太空飞船中吗?也许我们飞往火星?


十多年前,当我不得不在医院待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有过这种被放在太空舱中的感觉。



那时,我与一切都脱节了--除了我和我的病友,在外面,在医院病房和诊所区域之外,一切都照常进行,只是没有我。


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坐在舱里。


并不是每个人都围坐在那里:姐姐,姐夫和侄女按响了门铃,站在下面的院子里,他们买了东西,并将一箱用品留在了我的公寓门前。


我们聊天,我斜倚在浴室的窗户向外挥手。我四岁的侄女喊着给她扔一张纸下去。我马上照做了。然后她画了封信,我姐姐把它投进邮箱。


疫情时代的家庭团聚。


4月2日

女儿回到了德国南部的大学城。


她宁愿被关在那儿,也不愿被关在柏林。和她的男朋友一起。


她说,如果情况变得最糟,那里也有医疗设备更好的诊所。她好像很了解。


4月3日

我在门口,我必须去药房。但我对此感到不安,感觉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面临冰碎。


是的,我现在要离开公寓,真的有点良心不安。我真的必须出门吗?药还不够吗?



避开其他行人-—我不再是唯一一个带口罩的行人,我们互相鞠躬。


在柏林墙公园,我看到一对少年情侣坐在长长的涂鸦墙前的长椅上,他们的头一起埋在连帽衫里。我想,在明媚的春天的阳光下,是在亲吻还是更好地看手机显示屏?


狗吠,鸟鸣,一辆警车驶过草地,草地不再是草地。


4月4日

午夜,我在贝尔瑙街与英戈见面。


我们相距遥远,相距两米多,穿过空荡荡的瑞典街到逊豪斯大道,在图尔街上,然后沿老逊豪斯街向下到哈克市场。没有看到人。


奥拉宁堡大街上的新犹太教堂依然受着保护,两名警察站在那儿,跟他们打了招呼。


偶尔一辆车驶过,总共不超过五六辆,一次是空空的电车 。


英戈说:“柏林又这么空了,像是九十年代初。”我们站在商店前,那里放着水果和蔬菜,很久以前,是一个可以相互碰面喝酒的地方。


对面塔赫勒斯艺术遗址周围的建筑工地空无一人- 白天是否还在为建全新的柏林在工作,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



在空荡荡的图尔大街上,我们走在车道中间,一人一条车道,沉睡的罗森塔勒广场上唯一的一辆出租车等着。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和英戈经常在深夜见面,一个柏林的图书项目,柏林散步,他带两个相机和一个三脚架,而我则带着一只乌龟,拴在皮带上。


然后,他拍摄我如何让小乌龟带领我穿越空无一人的柏林,比如绕胜利柱转,或穿过施德利兹区被柏林人俗称为“啤酒刷子”建筑下的城市高速路。


“现在,现实已经超越了我们,超越了我们带着小乌龟的散步,柏林的的确确死一般寂静了。”

英戈说:“小乌龟很可能预感到这些了。它想这样向我们展示这座城市。”


顺便说一下,小乌龟不是真的乌龟,尽管我们都认为它会和我们说话。它完完全全是塑料的。


我们在阿库纳广场遇到的母狐却是血肉之躯。它站在沃尔里纳大街上,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它知道这座城市已经属于它。


4月5日

我又在做--我还从没有做过这么多饭--我与一个也在做饭的朋友视频。她给我展示了她的蒸笼,可以同时做西兰花,鲑鱼和土豆,说是“轻松搞定”,然后说起电饭煲,说起洗碗机,每一顿都在家里吃了,洗碗机得经常用。


“洗碗机的洗碗片很快会紧缺吗?” 她说:“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干杯,我们还有酒。我们还可以互相尝一尝--可惜,这实际上不可能,我们的杯子和叉子只会碰到iPad的前置摄像头。


后来,我们又敬了几次酒,我倒是也很乐意吻她,但可惜,这对相机也不起作用。



此外,伊莎贝拉还得为她新成立的虚拟图书俱乐部读完一本书,这个俱乐部明天首次开张。


“Zoom阅读圈吗?是电话会议吗?”


“是的。”


整理桌子的时候,想到视频聊天中的早期太空电影:那些留在地球上或其它什么地方的人,与太空中孤独的宇航员交谈,然后连接中断。


这种视频电话在未来如何运作,现在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只有小时候说好的真正的太空飞行,并没有真的实现。


4月6日

阳光普照,我急需去户外。而且趁着还没有一切均被禁止。


在街口橙色标记的那栋半破损的教学楼前,我遇到了朱莉安,她戴着她自制的口罩,白底带小红心的棉布,我几乎没认出她来。


我们在安全的距离挥手,我们不当接触者。她带来了一条折叠尺子,现在可以展开了,我几乎站在她旁边。


“我们之间保持这1.60米,我们不能更近。”



“会不会多了十厘米吗?”我问。


“安全第一。再说,折叠尺只能20厘米一格折起来。”


我们各人握着1.60米的一头,朝洪堡泰恩方向前进,幸运的是,人行道足够宽。必要时,我们可以左右旋转,一个在另一个后面,折叠尺传递着张力和压力,且灵活。


“这是完美的柔性距离保持尺,朱利安,你发明了折尺行走!”


每个遇到我们的人,都对我们微笑。


4月7日

我的父亲-健忘的巨人正在打电话,令人惊讶的是,他一年多来没有自己打过电话。


他说他迷路了,我可以在背景中听到一条繁忙的道路的声音,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该去哪儿。“我住在哪里?”,他想知道。


“爸爸,你根本不能离开疗养院!”


“疗养院?哪个疗养院?为什么不允许我去散步?”



对我们昨天谈论了好久的冠状病毒与病毒的事,他完全不记得了。他有他的幸运,他又忘记了。


我给他打电话指点他回到他住所—顺着莱茵河的流动方向,那条河一定在右手边— 我还让他想起了他的生日,今年正好是复活节。


“可惜我们不能来,你的屋子对访客是封闭的。为了你们的安全。”


“哦?因为这新病毒?我读了好多文章” “是的,爸爸。”


“没事儿,明年再来吧。”


4月8日

我告诉朱莉安:“今天早上我还穿着睡衣,我的朋友DHL快递员按了铃。”


我们重又用折尺支在我们之间。


“那他这回送来了什么?一块烤盘?又一个锅?”


“不,来自中国的发展援助:我的译者的大学给我寄来了一盒口罩。”


“看来他们对你的生存很重视。小心,口罩不要被充公了!”


在格孙特布鲁恩区中心的后面,我们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从未走过的小花园地带,我很惊讶。


朱利安说:“你家附近的未知领域。现在是时候探索它了。”


在其中一个花园的前面,连翘花在入口形成一个花拱门,另一块地上,小屋旁边还有一个同样大的暖房,一群花园侏儒密密排着。在灌木丛中,复活节彩蛋挂在颤巍巍展开的枝叶之间。彩蛋是塑料的。


“现在已经有多久了?我们已经休息了第二,第三或第四个星期了吗?” 朱莉安问。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自己现在对我的冠状病毒小市民风格(“毕德麦雅期/Biedermeier”指德国19世纪上半叶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以室内、田园、保守为特色-译者注)感到恼火。从神化退回到居室,从罗罗总总的要求到理性反思。我不想再理性地反思了,我想出去,对,出去,贴近一切。”


“大卫,你现在有点生气吗?”


“是的,主题就是痛恨新冠。”


“你还好,”她说,说到一个朋友,她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带着两个小孩,快要疯了。


“有些人购买面条机,自己烤面包,整理影集。还有一些人在医院或超市收银台工作,因为孩子,什么也做不了。”


是的,我记得那时玛莎早上六点半站在床边说:“爸爸,来玩!” - 但我现在不想说这一点。


朱利安问为什么我们不谈死者:“据说,德国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国家少得多-但现在死者有2000多。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其他灾难中,对受害者我们总是知道得比想知道的还多。为什么现在不了呢?”


“德国工业界不想谈论死者。他们想继续制造汽车。然后出售。”


“受难节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复活节是关于受难和死亡的故事。”


“而且我认为这与复活节兔子和复活有关,但今年可能会取消。”


“我们这就是复活节游行吗?”


“我想是的。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了冰雪,樱花正开,四十天斋期快要结束了。”


“告诉我,照你的看法,我们当前正处于其中的那本无行动力的小说,我也出现在这本小说中吗?”


“当然。我们都在里面。所有的人都在里面。”


译者:叶澜



大卫·瓦格纳 David Wagner :     

             

1971年出生,德国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阿尔弗雷德·多布林奖和莱比锡书展奖。最近,他出版了《健忘的巨人》(Rowohlt,2019年)。大卫·瓦格纳现居柏林。


作者小说《生命》《四个苹果》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生命》获2014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同年获韬奋奖,即将再版。


——译者注


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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