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文景说木心，兼与牟群商榷

近日，微信圈中先后流传着《郭文景说木心》和牟群的《木心是悲剧命运代表，但不是艺术大师——致郭文景兄、陈丹青兄》二文，一前一后，一唱一和，一呼一应，一谐一庄，宛如网海小浪花。

事由郭文景“怒怼”木心而起，所批评和质疑的是木心的音乐观和生平经历。郭文景怼木心，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下手。

一是列举木心言论，以针锋相对法，逐一调侃、批驳、作践。

比如第一条： 

木心说：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谋杀了。

狼子村说：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五个人，他们是天文学家、哲学家、画家、诗人和作曲家，后来作曲家把其他四个人全杀了。

（这种不交税，无成本，无法证伪的牛逼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吹，乐见大家一起来吹。）

试分析如下：

木心所谓“音乐家”“作家”“画家”皆非虚指。以其从十四岁开始写作，文学创作生涯前后达七十年之久，已正式出版的著作就有十余种，涉及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虽未加入作协，而自称“作家”，应该不算欺世盗名吧？

而木心自八岁起学习中国画，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于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亲近林风眠、陈士文等名师。五十年代后一直从事工艺美术工作达二十余年，八十年代初又以绘画留学生身份赴美，进修于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此外前后举办过个展或联展不下十次，出版画集数种，留下大量绘画作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就此自称“画家”，当也名实相符吧？

至于木心所说的“音乐家”，郭文景很显然没有读懂木心的基本语义。木心的原话其实是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否认了自己“音乐家”的身份，而郭文景却咬住这一点不放，肆意攻击，实在是游谈无根，缘木求鱼，不免贻笑大方。

郭文景模仿木心的表达，自称自己“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五个人，他们是天文学家、哲学家、画家、诗人和作曲家”。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郭教授是顶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头衔，拿奖拿到手抽筋的“实至名归”的作曲家，只是不知郭教授在天文学、哲学、绘画以及诗歌领域，还加入了哪些协会，拿了哪些奖项，都有哪些作品传世？恕我孤陋寡闻，还请郭教授向公众出示证据，以免留下沽名钓誉的嫌疑。

郭教授进而还点评道：“这种不交税，无成本，无法证伪的牛逼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吹……”果真“无法证伪”？笔者已然证实。到底谁在“牛逼”，谁在“吹”，想必各位看官都不是傻子。

难道像郭教授这样“不交税，无成本”的“牛逼”就是“著名艺术学者，艺术批评家”牟群先生所谓的“处处在理，唯真唯实，并没有攻击”？如此说来，难怪真的要“乐见大家一起来吹”了！

郭教授“怒怼”木心的第二个内容是从道听途说（郭教授文中说是“传说”）中妄下定论，指责木心“不认识五线谱”，并认为木心在狱中写了《狱中手稿》一事，有造假嫌疑。就此，笔者也学着郭教授，来一回牟群先生所说的“就事论事”。

木心到底认不认识五线谱，笔者因未接触过木心，还真不好妄下结论。但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木心十七岁出走乌镇，到杭州后“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家”，期间曾到思澄堂随范牧师学过钢琴。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木心在上海高桥育民中学担任美术和音乐教师，还曾将自己的一架购置于建国前的钢琴租给了校方，每月得租金三十元。至此，笔者不免也有了疑问，一个“不认识五线谱”的音乐教师，会是怎样一个老师？

更加令人诧异的是，郭教授得出木心“不认识五线谱”的理由竟然是：

我见过木心留下的所谓音乐作品手稿的照片，是十几页不成调的简谱，这说明木心不认识五线谱，那么他弹的应该是简谱版的莫扎特和巴赫了。我的第一个疑问是：哪儿有简谱版的莫扎特和巴赫卖？

如果这世上从未有过简谱版的莫扎特和巴赫，那说明什么呢?

原来郭教授的推衍和结论果然如评论家牟群所说的那样“激奋直率”“直截了当”。这种以轻率为“直率”，以激愤为“激奋”，赫然“直截了当”式的揣测言论，就是牟先生眼中所谓的“坚持底线，纠谬勘误，以正视听，难能可贵”？

再者，郭教授质疑木心狱中经历造假的理由是：

我读过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中详细纪录了他们在秦城监狱的生活。这些人曾是政治局委员，从他们的回忆看，在狱中他们是无法自己选择和创造娱乐方式的。因此，对画钢琴弹，我的第二个疑问是：

木心蹲的是那（哪——引者注）所监狱？

木心还说他在狱中写了66页十余万字（应为132页，约五六十万字——引者注）的《狱中手稿》。中将、空军司令、政治局委员吴法宪回忆说，每日写交代材料，给了多少张纸是有数的，写完上交，纸张数要对得上才行，绝无可能偷偷存下纸来写别的东西。因此，我不知道木心蹲的是哪家监狱，是以什么身份蹲的监狱。我高度怀疑他蹲的是外国监狱。

读郭文至此，笔者固然钦佩身为作曲家的郭文景教授之博览群书，但又觉得不免挂一漏万，说什么根据吴法宪的经验，“绝无可能偷偷存下纸来写别的东西”云云。殊不知，“文革”期间同样是蒙冤入狱（正是这位吴法宪派的专机执行押送）的李锐在秦城监狱八年的铁窗生涯中，以棉签做笔，以龙胆紫药水为墨，写成了《龙胆紫集》，就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更何况，木心一生虽然先后三次被公安机关逮捕，但其音乐手稿和《狱中手稿》却并非作于正规的监狱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狱中手稿》作于一九七二年的三月至六月期间。那时他并没有被批捕入狱，而是“在本厂防空洞隔离”，并被要求写检查。“本厂”即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其前身为上海美术模型厂，是一家国营企业。

木心正是借着写检查的机会写出了《狱中手稿》，待解除监禁后才将手稿缝在棉袄夹层中偷偷带出。其实，“文革”期间木心在单位被多次“隔离”“隔离审查”和“劳改”。

其晚年回忆：“中年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那是‘文字狱’，我便在一盏最小号的桅灯下，不停地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致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之程度。”（《很好》，见《琼美卡随想录》105-106页）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堂而皇之地用五线谱作曲呢？换成郭教授自己，会吗？

综上所述，郭文景教授之“怼文”实在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近乎无理取闹。关于作此文的初衷，他自己在文末已经交代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去成都快活了两天，今日回京，仍无心作曲，故而写篇怼文消遣。”

可就是通过这样一篇如陈丹青所说“辞气如是之污秽，面目如是之难看”的消遣之作，四川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牟群却“在郭文景激奋直率的言词中”“见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坦荡，对艺术的忠诚，目不容翳的捍卫立场”。

老牟同志在文末坦言：“当今中国文艺界，业已形成欣欣向荣而又混乱无序的江湖，艺风、学风、文风失良，因各自利益维系，艺术批评，文人关系避害趋利，相互吹捧，暗下诋毁。文胆与良知，求真与证伪的正气逐渐消遁。”

如此针砭时弊而又充满正能量的话让人听了着实激动不已。只不知，牟教授以己之论反观对照过自己没有？

如若没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那种看似公允的评议，只不过是双重标准下的哗众取宠而已，抑或根本就是帮腔帮闲？

夏春锦

2020年9月13日于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