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谈昆德拉 | 带根的流浪人

地形宛如展翅蝙蝠的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东西黩武君主所觊觎的美妙走廊，走来走去就不走了，把走廊充作历史实验室，其味无穷地细细试验极权主义的大纲小节，一切显得天长地久。

位处中欧，东北界波兰，南邻罗马尼亚及奥匈二国，西北接壤德意志。地势高爽，大洋性大陆性气候兼而有之，虽无海口，易北、多瑙两河交通畅洋，农、林、矿、牧的丰饶，皮革和玻璃工业源富技精，俊杰迭出的人文传统，民情醇如醴风俗灿似花，啤酒泡沫潮涌……昆德拉头也不回地背离这五万五千平方英里的蝙蝠形故土——弃而不顾？唯其欲顾无术，毅然弃之，弃，才能顾，他算是弃而后顾吧，他。

放逐与流亡，想想只不过是一回事，再想想觉得是两回事。

移民，又是另一回事。

入了别的国籍再回出生国，更是但丁、伏尔泰始料未及的现世轮回——“流亡作家”的命运大致如此：浪迹之初，抖擞劲写，不久或稍久，与身俱来的“主见”、“印象”、“块垒”、“浩然之气”消耗殆尽，只落得不期然而然的“绝笔”。

有的还白发飘蓬地归了根。

据说这是极权主义者心机奇深的一项策略，凡是无论如何驯制不了的异端，便索性让他脱根而去，必将枯死异邦，或萎瘪瘪地咳嗽着回来……但事不尽然，本世纪上叶固多前述的惨例，下叶，却不乏后例的雅范：天空海阔，志足神旺，旧阅历得到了新印证，主体客体间的明视距离伸缩自若，层次的深化导发向度的扩展。

这是一种带根的流浪人。昆德拉带根流浪，在法国已近十年，与其说他认法国为祖国，不如说他对任何地理上的历史上的“国”都不具迂腐的情结。

昆德拉在法国不以为是异乡人，稚气盎然地认定捷克千载以来本是欧罗巴之一部分，这是自在的，那么捷克的现状岂非不自在了。

所以他曾觉得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

此话总该由他说，说得兄弟们相视莫逆而笑。

然后，他用捷克文写小说，最熟悉的事物用最熟练的文字来表现。

流亡作家以中年去国者为佳，昆德拉的经验、想像全渊源于波希米亚、布拉格。

什么是“布拉格精神”？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诠释吗？《城堡》，《好兵帅克》，谅必就意味着这种精神。

说是对于现实的“特别感觉”(出奇的敏锐吧)。

说是持“普通人”的观点，站在下层，纵观历史(仰视的，倒过来的鸟瞰)。

说是“挑战性的纯朴”(如果作“纯朴的挑战性”呢，即原生的反弹力)。

又说所谓“布拉格精神”具有一种“善于刻画荒谬事物”的才华(那是多么可喜)。

又说还有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那就真是可钦可爱之极了)

这些，谁说的？米兰·昆德拉，他几乎是在说自己。

算来一百多年了，左，右，左派，右派，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左中右倾，右中左倾……

昆德拉说：“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

这是一则不妙而绝妙的常识。

大家可以基于此则常识而作谠论，无奈S形的环绕依旧不知穷尽，昆德拉这样一句话，就显得如雷贯耳了。

以“无限悲观的幽默”来对待，那是昆德拉私人的选择。

所幸者“布拉格精神”非昆德拉之独具，亦非布拉格之特产，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域，都有少数被逼成的强者，不得不以思索和批判来营构生活。

当一代文学终于周纳为后世的历史信谳，迟是迟了，钟声不断，文学家免不了要担当文学以外的见证。如果灾难多得淹没了文学，那么文学便是“沉钟”。

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

上帝是坐观者，也从不亲自动手敲几下钟。

文学家就此被逼而痛兼史学家，否则企待谁呢。

压迫，会使文艺更严肃更富活力——这个罗曼蒂克的论点，促成许多俊彦牺牲到没有什么再可牺牲为止，相等于梦中死去。

昆德拉知道暗里传阅手稿的年代绝不会造成文化昌盛期。

一九六六年坦克滚进布拉格，捷克文学全部查禁，聋、哑、盲，捷克只存在于地图上，地球仪上，一块蝙蝠型的斑迹。

政治教条的首功是：强定善恶，立即使两者绝对化，抹掉中间层次，无处不在的厉虐性构成了。

这还只是一重奇妙，更有另一种奇妙紧接而来：人们在俯首听令时，甘于殉从最简明易行的令，宗教早就试验了这类庶民的心理取向。

贯彻一种酷烈的意志，以采用几个字、两三句烙印鲜明的话最能生效，最富诱惑力。

初受政治教条的控制时，哗嚣折腾中，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等到有所察觉，人的极权的机械器械系统性的完备程度，早已超出神的极权的模式之上了。

怎么样。

昆德拉看到的历史实验室是中欧：一个帝国的覆灭——几许小国的再生——民主——法西斯——德军的强占杀戮——苏军霸据、持异见者遭放逐——理想社会的一线希望——希望的熄灭——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昆德拉兄弟们的决然去国……对于人，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活过来，而正在活下去的人，昆德拉看得发怔。

人可以如此孜孜矻矻苟且营生，文学，比“人”更精炼强韧的“文学”，却窒息而死。

昆德拉毕竟经历过来，他看清幼稚无知是青年的宿命特征，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加上罗曼蒂克的情绪爆炸力，正好被极权的恐怖统治者充分利用，一代青年老去，另一代青年上来……极权主义没有年龄，就这样，总归是没有年龄的东西支配有年龄的东西。

奥国的Hermanu Broch对昆德拉说了句悄悄话：

“作家唯一的道德是知识。”

听者一惊而笑，他想，然而怎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该是彰显人类的尚未昭露过的生命的那些篇章。

“宣扬真理”，“呈示真理”，昆德拉以为文学家的能事是“呈示”不是“宣扬” ——他算是冷静了，再冷静下去，便见“真理”只供“呈示”无可“宣扬”，唯有被呈示时是纯粹的、一经宣扬便变质的，才可能是真理。

文学家在“宣扬真理”这番历时以千年计的繁浩剧情中几乎将文学汩没，而“呈示真理”则已经差不多全是重复重复，徒以呈示的手段为炫耀。

所以，再冷静下去，悄悄话也将寂然无闻，不过这毕竟为时还早，文学家之间还有一惊而笑的机缘在。

要说“自然生活”，就涉嫌“理想主义”，尽管理想主义已含羞带愧退场了，剩下的挂念仍然是“怎样才能比较自然地生活”，人类可怜到只求各留一份弹指欲破的隐私，有隐私，就算自然。

“隐私”，“自然生活”，昆德拉乐谈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话题，“任何揭人隐私的行为都该受到鞭挞”。

谁来鞭挞呢？“隐私”原本不成其为“权利”，当它受到邻人般的警探和警探般的邻人昼夜作践时，“隐私”才反证为神圣。

因此，一旦到了争隐私的时候，必是万难拥有隐私了。

而专以摧残隐私为能事、乐事者，却看准被虐者的弱点，久而久之的作践，使人丧失私生活的界范，再久而久之就泯灭了私生活的意识。

“没有隐私，爱情和友谊将是不可能。”

昆德拉在塞纳河畔说这话是有深意的，在坦克的履带下，三复斯言也等于梦呓，新的野蛮以极权、官僚、武力为特征，步步袭毁“自然生活”，举凡“严酷”，皆“轻率”出之，昆德拉认为“轻率，是莫大的罪过”，到了“自然生活”被破坏得使人失去“私生活”的意识时，一切更其轻率得不觉其轻率，“无限悲观的幽默”也棘手于架构文学了——中古的“野蛮”在嗜杀“文明”后，会徐徐异化为“文明”，近世的新“野蛮”具有克止异化的特殊功能。

至此，信念转为：轮回即使状如中断，实未中止，运行“野蛮”与“文明”的消长的仅是轮回的诸律之一律，此一律始终受诸律的制约。

“轮回观念”怎会是由尼采启示的呢，这个古老观念经尼采重提时滤去了宗教幻想，便赤裸直接得使哲学家们大感困扰——它的无处不在的威胁性，逼使昆德拉作成其生涯，由此联想到尼采之为尼采，他在文学家身上发生的亲和力，往往大于对哲学家的影响。

历历可指的是：凡在理念上追踪尼采的那些人，稍后都孱乏而离去，莫知所终，而因缘于品性气质，与尼采每有冥契者，个个完成了自己的风范。昆德拉是不孤独的。

带根流浪人，精神世界的飘泊者，在航程中前前后后总有所遇合。

一个地球仪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