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的营建关系重大。在沙州回鹘国时期（1036~1068）及其此前的曹氏归义军晚期，敦煌石窟在回鹘的主导下掀起营造高潮，新开、重修洞窟27所。及至元代晚期，在豳王家族支持下，敦煌石窟的营建再掀高潮，其中，回鹘裔裕固族佛教徒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学术界所谓的“西夏窟”，除榆林窟第29窟外，其余大多应为元窟，莫高窟北区和东千佛洞很可能分别为豳王家族沙州西宁王系和瓜州肃王系之王家寺院区。

关键词：裕固族；回鹘；蒙古；西夏窟；莫高窟北区

一、裕固族与敦煌石窟的营建

回鹘在敦煌一带有着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都留下不少佛教洞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即已从莫高窟划分出5个回鹘洞窟，即237、309、310、368和464窟（分别对应于张编窟号53、98、99、172和308窟）。[2] 在此基础上，近年由刘玉权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敦煌诸石窟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含张大千所列237、309、310，另二窟被剔除。刘玉权将23个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030左右~1070年，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和榆林窟21前室甬道、39；后期相对年代为1070~1127年，洞窟有莫高窟409、237前室及甬道、148甬道及后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和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3] 其中，前期与笔者所秉持的观点，即沙州回鹘国立国于1036~1368年之说大体合拍，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值得商榷了。如后期的莫高窟第409、237、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消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4] 在笔者看来，刘先生所列23个沙州回鹘洞窟，有的属于沙州回鹘国时期，如莫高窟第409、237、148窟和榆林窟第39窟等，因有回鹘王供养像，而且有回鹘文题记标明其身份，故可遽断在这一时期，其余均需据情而定，也有的应开凿于沙州回鹘国立国之前，在曹氏归义军统治的晚期，归义军政权在瓜沙二地已是名存实亡，庶几已沦为回鹘的傀儡，敦煌石窟艺术也呈现出明显的回鹘化倾向。[5] 如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南壁有曹元忠及其子延禄供养像，元忠着汉装，延禄所着却为回鹘装。[6] 回鹘人于这一时期开凿石窟，装銮佛像，修葺旧窟，自然为情理中事。元代晚期，回鹘受到豳王家族的鼎力支持，颇具敦煌文化主宰者之气象，营建石窟更是势之必然。

在莫高窟第409窟中，男窟主的装束完全是回鹘风俗的，身穿圆领窄袖盘龙纹袍，腰束带，着靴，头戴云镂冠，面型丰圆，眼似柳叶，高鼻，嘴角上翘，手持香炉。这些都与吐鲁番柏孜柯里克石窟及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中的回鹘可汗、贵族画像中的那种装饰极为相似。供养人像北侧有回鹘文榜题2行，内容为：“il arslan xan män sävg(i)或šacu……”其中，il又做el，为“国、人们、部众、国家”之意。其后的arslan为“狮子”之意。xan即可汗，为“君主、王”之意。其中的“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可汗身份。[7] 在瓜州榆林窟中也有与此身份差不多相当的男回鹘窟主画像，如榆林窟第39窟前室甬道南壁画像一人头戴三尖冠，着圆领窄袖赭色大团花长袍，腰带上佩有解结锥、短刀等，另一人头戴毡冠，身着绿色小团花长袍，其服饰、面态、体型均与第一身基本相同。在与其相对的北壁上，有与柏孜柯里克王后像基本相同的女供养人像。女供养人像旁附有回鹘文题记：tngrikän oɣšaɣu qatun tngrim körki bu ärür qutluɣ q[ïv]lïɣ bo(l)maqï bolzun！（此乃神圣的斡忽沙忽可敦殿下之肖像。愿她能得到上天之宠而幸福）”。[8] Qatun（可敦）犹言汉语之皇后也。这些回鹘可汗、后妃、贵族画像的存在，不仅印证了沙州回鹘王国的存在，更是裕固族先民营建敦煌石窟的历史见证。

除了上述23个窟洞之外，还当有更多的回鹘洞窟，如莫高窟65、430等窟即应为沙州回鹘的洞窟。莫高窟152窟的回鹘壁画也为数不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第194窟南壁的男供养人像，原本漫漶不清，过去一般定性为西夏遗墨，但通过新技术处理后得出的画面可以看出，解释为回鹘供养人服饰更合乎实情。[9] 如是，则沙州回鹘洞窟应为27个，时代初步推定在曹氏归义军晚期至1068年回鹘国灭亡。当然，这只是本人初步的推定，具体的回鹘石窟数量与时代划分，尚有待继续研究。

及至元朝后期，裕固族对石窟的营建进入高潮，碑刻、题记、出土文献等多有记载，兹简列于下：

泰定三年（1326）豳王喃答失重修文殊山石窟，建《重修文殊寺碑》以记其事。该碑末书“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喃答失立石”。豳王喃答失亲赴文殊山上香，不仅出资修复文殊山，而且以自己的名义立石，加上文殊山万佛洞绘有上师像，这些足以说明文殊山石窟应为肃州系豳王家族的王家石窟寺区。

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等巡礼榆林窟，并在榆林窟第12、13窟题壁记事。[10]

至正八年（1348）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用梵、藏、西夏、回鹘、汉和八思巴六种文字题写六字真言。[11] 类似的多体六字真言在莫高窟北区多见，如464窟南北壁、464窟南侧、B126窟前室西壁、B144后室西壁、B149西壁、465窟右上角无编号小龛内和永昌圣容寺外之山崖上，这些地区均属豳王辖区，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当属该区域特有的文化现象。[12]

至正十年，速来蛮、养阿沙父子于文殊洞（莫高窟第61窟）门前重修皇庆寺竣工，重修61窟甬道，并于次年立《重修皇庆寺碑》以记其事。[13] 学界常以碑言“寺成而王薨”之语，推定速来蛮去世于1351年。[14] 然莫高窟第464窟出土Or. 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其中有《度亡书》）乃为超度速来蛮亡灵而抄写，时当至正十年（1350），乃速来蛮亡故之年。而1351年应为立碑之年。

至正十三年（1353）榆林窟在当地豳王家族和地方政府支持下得到重修，第15窟有墨书题记写道：“大元守镇造……太子业□□里至三危，睹思胜境，现□□观见光相□室中，闻香气于岩窟，由是重建精蓝，复兴佛刹，广□缁流于四姓，多兴禅定于岩间也”。[15] 其中出现的大元太子，应为豳王家族之成员，从题记看，他曾“重建精蓝，复兴佛刹”，对榆林窟的修复与有力焉。

至正十三年（1353）莫高窟256窟东壁门北有题记：“即是/大宋国/至正十三年六月”。按，《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二年五月，元政府迁宋室后裔赵完普及其亲属于沙州安置。该题记应为赵氏家族某人所写。[16]

至正十七年，甘州史小玉在莫高窟第3窟、444窟题壁，至于第3窟是否为史小玉所绘，学界有不同意见，史苇湘力主之，[17] 但关友惠则否认之，认为史小玉只不过是一个游人香客。[18] 不管何种身份，均为元代莫高窟佛事活动之一证。近期有一种新说法，认为第3窟为西夏窟，沙武田博士有专文论述。[19] 沙文认为西夏时代的敦煌比元代繁荣，有史实错位之嫌；用于比较的证据唐卡多来自黑水城，但没有注意到黑水城的唐卡其实大多为元代的遗留，并非全是西夏国时代之物。俄罗斯西夏艺术研究著名学者萨玛秀克早就断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黑水城出土的西藏唐卡，其制作时间上限不会早于12世纪中叶，下限为14世纪末。”[20] 国内西夏学界常有西夏、元代艺术时代不分的情况，在研究西夏文文献时也很少关注其时代，除非有确切的证据才归为元代，否则一般都归入西夏。本人不懂西夏文，对此不敢置喙，但就笔者所知，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大多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如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考古站对黑水城进行发掘清理，发现文书近3000件，有汉文、西夏文，也有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藏文、梵文、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文字种类，除最后一种外，其余和敦煌北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这3000件文书差不多全为元代之物。[21]笔者寄望于相关专家能够给出西夏文文书尽可能的断代。黑水城文献与艺术品，尤其是530件唐卡的时代如果弄清楚了，势必可为敦煌晚期石窟的断代建立可靠的坐标。

至正二十七年（1367），临洮画师刘世福在榆林窟作画并在第13窟题壁。[22]

在莫高窟第444窟中先后出现有至正三年、至正八年及两条至正十七年的汉文题记。[23]

莫高窟465窟，有纪年题记15则，全部为元代晚期遗墨，其中，泰定弍年（1325）一条，至顺三年（1332）1条，元统三年（1335）1条，至正十二年（1351）1条、至正十三年4条、至正十四年1条，至正十七年3条，至正二十八年（1368）1条，北元宣光三年（1372），另有一条仅存“至正”二字。

这些记事说明，在崇奉佛教的豳王家族支持下，瓜沙之地佛事活动频繁，开凿新窟，修复旧窟，造碑立像，装銮壁画。先前，学术界大体确定的元代洞窟有14个，其中莫高窟有其十，即1、2、3、95、149、462、463、464、465和477，[24] 榆林窟有其四，即3、4、6、27。[25] 另外，莫高窟332窟绘有三身男供养像，身着被称作“塔护”的蒙古族骑士装束，后有随从二身，女施主像均头戴顾姑冠，[26] 与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北侧明窗所见蒙古贵族供养像（图1）[27] 几无二致，应为元窟，至少在元代有重修。莫高窟61窟甬道原来被认定为元代重修，[28] 但近有学者提出应为西夏窟，因为其中发现有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题记。[29] 此说难以成立，因为西夏文并非只流行于西夏国时期，在元代流行更广，况且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一般出现于元代而不会出现在西夏国，斯时汉人地位较低，[30] 二者一般不会并书。尤有进者，在甬道南壁西侧洒扫尼姑像右侧有蒙古文、西夏文对应榜题。[31] 元代之物昭然若揭矣。若再结合《皇庆寺碑》的相关记载和裕固人对文殊菩萨的崇拜，可以推定该窟甬道必为西宁王速来蛮家族重绘。

图1：榆林窟第6窟蒙古贵族供养像[32]

莫高窟第464窟的情况有些类似，先前被确定为元窟，后来又有学者指其为西夏窟。[33] 笔者曾就该窟时代做过专门研究，文中依据石窟南北壁的多体六字真言、豳王家族公主瘗埋于此窟、浑然一体的回鹘文题记与壁画、窟内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下表文书1、8b、10c、29g、31b、32k）和回鹘佛教徒献给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等诸种因素，确认该窟乃回鹘佛教徒在豳王支持下重新修复的，为元代晚期在北凉窟的基础上重修修复的，与西夏没有多少干系。[34]

二、从出土文献看莫高窟北区的时代

在上述所列属于元朝的洞窟中，462、463、464、465位于莫高窟北区，1、2、3窟位于南区的最北端，与北区近在咫尺。[35]那么，北区洞窟应为什么时代之物呢？谢继胜就莫高窟465窟的断代曾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

敦煌莫高窟北区很可能是一个西夏人开凿新区的地方，因为莫高窟南区已经没有地方开凿新窟，所以西夏人选择了北区。以往学者认为，西夏时期几乎没有开凿新窟，都是对前代洞窟的翻修和改造，这与十分尊奉佛教的西夏史实并不完全相符。笔者推测，北区的一系列石窟都是出自西夏人之手，计有462、463、464和465窟，此外，B77窟也是西夏窟。南区的第3窟作为元窟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一系列窟室的建立、规模与西夏人尊奉佛教的热诚才能适应，以前学者认为的元窟很可能是元代修补的西夏窟。[36]

此说影响甚大，得到学术界较为广泛的接受，[37] 当然不同意见也是有所见。[38] 谢先生将整个北区解释为西夏窟，此说虽不无新意，但证据却过于单薄，仅仅是因为莫高窟南区已经没有开窟的地方了，将这个原因直接套用到宋代、元代似乎亦未尝不可，关键是要拿过硬的证据说话。看来，对北区的断代需要更细致的工作，最好的证据恐怕莫过于北区出土时代明确的文献了，兹据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的清理发掘报告，将其中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的出土文献列表如下：

莫高窟北区出土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的文献

在莫高窟北区248个洞窟中有131个发现了遗物，其中文书碎片2857片。[40] 在这些遗物中，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者107项（同窟所出凡无法确定归属的小残片，均合并为1项），今分类统计如下：

元代回鹘文36项：1、3b、5c-d、6f-g、7a-b、8b、10b-d、11、13c、14b、15、19b-e、22a、23a、24、28b-e、29c、31d-g、33b、34k、37c-d

元代蒙古文25项：8a、10a、13a-b、14c、18a、21、25b-c、28f、31i-j、32、33a、34a-h、36b、37a

元代藏文8项：17、18a、22b、23b、25a、29a、31c、35

元代西夏文6项：6d、14a、15a、29b、30、31l

元代汉文6项：2、5a、6a-c、26a

元代八思巴文3项：34j、36c、37b

元代梵文2项：12、31k

元代叙利亚文1项：6g

北朝汉文4项：38a-d

唐代汉文8项：3a、4、5b、10e、27、28a、31a、40

唐五代汉文3项：9、19a、38e

唐代藏文2项：20、34i

五代汉文2项：26b、38f

宋代汉文1项：31b

西夏国时期西夏文3项：16、39、41

通过此表可以清晰楚地看出，107项年代比较明确的文献中，属于元代者占87项，其余时代仅占20项。在元代出土文献中，以回鹘文数量最多，占36项，其次为蒙古文，25项，继之为藏文，8项，再次为汉文，6项，第四为西夏文，5项，再下八思巴文，3项，再次之为梵文，2项，最后为叙利亚文，1项。回鹘文、蒙古文计有61项，又占全部出土文献之大半，占元代文献的三分之二以上，如实地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蒙古人与回鹘人的绝对优势地位。八思巴文虽被忽必烈尊为蒙古国“国字”，但实际应用中远不如回鹘式蒙古文普遍，敦煌发现的情况与之相仿佛。就回鹘式蒙古文文书而言，“时代早者属于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时代晚者为北元初期”，[41] 正与豳王统治敦煌的时间吻合，庶几可定，这些元代文献差不多都与裕固人息息相关。只有少数为唐宋及以前之物，而可以确定为西夏国时期者只有3件。看来，与其将莫高窟北区推定为西夏，毋宁根据大量证据，将其推定为元代晚期显得更为确切、合理。

莫高窟所见汉文游人题记之时代分布状况也正好与莫高窟北区文献之时代分布情况基本合拍。据统计，莫高窟有元代题记29洞82条，其中，忽必烈至元年间有9条，元仁宗延祐年间4洞5条，元惠宗后至元、至正时期20洞44条，而西夏时代罕见，说明“有元一代，在统治、开发西域的过程中，始终把敦煌地区作为一个重要活动点”。[42] 这种盛况是西夏时期远不可及的。

从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敦煌石窟现状，结合史乘的记载和敦煌石窟的回鹘文、蒙古文、汉文题记，可以看出，在豳王家族入居敦煌之前，莫高窟是比较荒凉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佛事活动可言。正是豳王家族的入住，敦煌政治、军事地位之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加上豳王家族注意经济发展，建设道路、驿站，促进了交通的发展，[43] 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加上宽容的宗教政策，带来了宗教文化的昌明，推动了敦煌石窟的大发展。

三、蒙古豳王诸系王家石窟寺蠡测

莫高窟北区虽有洞窟248个，但窟内有壁画者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第461、462、463、464、465窟中，其中又以464、465窟最为重要，而争议最多而且比较关键的应首推465窟。关于此窟，学界有不同说法，主要有吐蕃说、西夏说和元代说三种，[44] 近期，西夏说颇有成为定论之势。然笔者在研究回鹘、西夏、元代历史及其与敦煌石窟之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将莫高窟465窟推定为西夏存在着较多的漏洞。

首先，认为西夏时代敦煌繁荣，而元代时期敦煌衰败，恰恰与历史相反。对此，持同样观点的沙武田有着更直接的表述：“元代在莫高窟的营建极为有限，是没有可能修建如此大窟（莫高窟61窟）的可能性。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敦煌走向衰退。在莫高窟，我们基本上已看不到元代人的开窟活动，皇庆寺的重修，是由于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为。”[45] 真实的情况是，西夏国时代的沙州地位并不重要，在《宋史·夏国传》中，沙州仅被提到二次，第一次为广运二年（1035），元昊“取瓜、沙、肃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第二次为：“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瓜州除了上列二次外，还有另外二载，其一，天圣八年（1030），“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其二，“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瓜州西平”。总体而言，二者地位均不高，但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似又高于沙州。这种状况通过榆林窟题记，也可得到反映。史金波先生从莫高窟北区B243窟发现编号为B243:5的西夏文文献发现有“肃瓜统军”一词，“肃”指肃州，“瓜”指瓜州，“统军”是西夏监军司的最高长官，推想“西夏时期或西夏某一时期，敦煌地区由监军司直接管理”。[46]这是有可能的。沙州以如此窘境，何来那么大的力量来开凿大型石窟呢？元代则不同，沙州是西宁王的驻地。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继其英年早逝的侄子喃答失之位而成为第四代豳王。[47] 翌年，空缺出来的西宁王位由忽答里迷失侄速来蛮继袭。[48] 速来蛮于至正十年（1350）去世，驻守敦煌20年，地位显赫，在他统治期间，敦煌地位重要，交通发达，佛教昌盛，文化发达。集王家之力开凿这些洞窟，不存在任何问题。历史认知的错位，是西夏说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核心因素。

其次，谢先生对465窟的断代是以464窟为基础的。笔者通过大量证据阐明464窟实乃元代晚期由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对原来的北凉窟进行改造而成的。[49]若此说成立，则465窟西夏说自然难以立足。

其三，谢先生认为，就艺术风格言，465窟与西夏藏传绘画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带有典型的波罗卫藏风格，其创作年代应在榆林窟之前的西夏初年”。[50]西夏对佛教的接受，早期主要来自回鹘佛教，继回鹘之后，汉传佛教占主导地位，而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已晚至西夏仁宗时期。据藏文《红史》《新红史》《青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文献记载，天盛十一年（1159），仁宗遣使入藏专程迎请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庆巴（Dusum Kyenpa，1110~1193），都松庆巴派弟子藏索（Tsang Sopa）格西来到西夏，带来了两幅唐卡，其一为《胜乐轮》，其二为《金刚亥母》，此后藏传佛教始对西夏产生大的影响。[51] 自1159年始闻藏传佛教，到聘请西藏高僧前来，然后夏人皈依藏传佛教，需要多少年？藏传佛教传入后与西夏文化结合，形成具有西夏特色的艺术风格又需要多少年？西夏艺术风格形成后传入敦煌、瓜州，又需要多少年？这些恐怕都是不能完全忽略的因素。说者之所以认为西夏初即已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原因就在于置历史事实于一边而不顾；其次还在于误解了元昊“通蕃汉文字”[52] 的真正含义。西夏国时期，所谓“蕃”者，概指西夏，“西蕃”才指吐蕃。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时期汉文文书《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81、TK-82、TK-83）发愿文言：“西番（吐蕃）、番（西夏）、汉藏经及大乘经典。”[53] 又，西夏汉文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御制发愿文记载：“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54]谢先生误把特指西夏国的“番”“蕃”理解成了吐蕃，张冠李戴，故而得出西夏初即流行藏传佛教的结论。

其四，谢先生言465窟绘画风格与黑水城作品有相互继承关系，但“不可能是接受了西夏藏传佛教绘画的影响，而只能是黑水城西夏唐卡接受了465窟壁画所代表的早期西藏绘画风格。所以，笔者坚信，第465窟的壁画一定要远远地早于西夏所出唐卡。”[55] 按照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一般来说，文化传播总是由文化中心区向四周扩散。这一理论完全适应于敦煌艺术，所谓的“凉州模式”“长安模式”“云冈模式”对敦煌艺术的影响，都是明证。西夏鼎盛时期的黑水城不仅拥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而且是一座经济繁荣、文化较为发达的城市。当时黑水城内之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布满了城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近200年之久。敦煌远不具备这种文化中心地位。

其五，谢先生根据石窟前室出现的大量汉文题记，指465窟在元代已经废弃。[56] 殊不见，所有题记都书写于前室空白位置，壁画保存完好的主室却无一处胡乱刻画者。15则年代清楚的题记全都集中在1325至1372年之间，而这段时间正是豳王家族统治敦煌的时期，也是元代敦煌发展的黄金时段。敬佛同时保护石窟之意甚为明显，完全看不出废弃的迹象。

综而言之，465窟为元窟当无可疑。如是，则与464、465窟风格接近的462、463窟，亦应属元代，当无疑义。只有第461窟为北周窟，学界不存在疑问。

在北区石窟中，除461、462、463、464、465窟外，大多没有壁画，只有少数洞窟在清理过程中有用汉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梵文、叙利亚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的文书残片出土，依据这些残片，大体可以初步确认B53、B77、B126、B144、B149、B163等应为元代洞窟。[5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洞窟大多指向元代，还有更多的洞窟，开凿时代无法确定，但从洞内出土的遗物看，元代最多，说明有不少洞窟的使用下限可以确定在元代。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文献中，很多都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B53窟出土有一件元代写本，为叙利亚文《圣经·旧约》之诗篇（文书6g），字里行间插写了16行回鹘文佛教头韵诗（文书6f），其中第6行出现有qulï和nom-taš二词。[58] 二词之含义，阿不都热西提准确地解释为蒙古第二代豳王Nūm-qūlī（喃忽里）和第三代豳王喃答失（Nomdaš）。[59] 果如是，则该回鹘文文献即为回鹘佛教徒献给蒙古豳王喃忽里和喃答失父子的颂歌。无独有偶，在北京大学所藏的敦煌文书中，有编号为北大 D 154V的回鹘文写本，内容是敦煌当地回鹘佛教徒献给豳王家族成员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60] 1350年，速来蛮去世，其子阿速歹命吐鲁番三鲁克沁（ÜčLükčüng）城之撒里都统（Sarïɣ Tutung）抄写内有《度亡书》的回鹘文《吉祥胜乐轮（Śri-akrasamvara）》（Or. 8212-109）以超度亡灵，其写本发现地点同样也在北区的464窟。[61] 豳王家族公主亡故后，也以464窟为瘗窟。[62] 该窟还发现有回鹘文《上师赞》（编号464:73），[63]元代的上师多指藏传佛教高僧。此窟发现的464:143印本残片，内容为用头韵诗写成的回鹘语跋文，冀以将刻印某佛经一千本进行布施之功德回向皇太后和元成宗第二任皇后卜鲁罕（？~1307年）。[64] 这些现象无疑都体现了元代河西回鹘人与蒙古皇室及豳王家族的特殊关系。B163所出文书也主要是元代之物，其中有吐鲁番蒙古统治者克德门巴特尔所颁发的令旨（文书32c），持有者享有“灌顶国师”尊号，另有出镇沙州的蒙古诸王阿剌忒纳失里的令旨在莫高窟北区有出土（文书32d），而阿剌忒纳失里又与豳王出伯为未出五服的堂兄弟，故而可推定B53、B163二窟皆元代之窟，应与豳王家族关系密切。上述诸因素所构成的证据链使笔者相信，莫高窟北区应为蒙古黄金家族沙州西宁王系王家寺院之所在，犹肃州豳王家族将文殊山视作王家寺院一样。

除了上述洞窟之外，东千佛洞第2窟、榆林窟29窟窟顶发现的兰札体梵文题壁，也使人不由将之与元代乃至蒙古豳王家族相联系。

东千佛洞第2窟长期被视作西夏石窟的典型代表，然观前室东壁南北二侧各有兰札体种子词hrīh（图2）和Hūm（图3），前者音译作纥哩，为无量寿之种子字，h贪r嗔ī痴三毒即h涅槃，表示“烦恼即菩提”之意。后者音译作吽，为阿閦佛之种子字。念诵仪轨曰：“吽字想于心，变成五股杵。”[65] 如所周知，兰札体为梵文14种字体之一，兴起于元而盛于明、清两代。[66] 由壁画观之，种子词非后人所加，与整个壁画浑然一体，为同一时代之物，足证该窟为应开凿于元代。 

图2：东千佛洞第2窟东壁南侧种子词  

图3：东千佛洞第2窟东壁北侧种子词

与之相近的文字又见于榆林窟第29窟顶部。榆林窟第29窟为学界公认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西夏窟，[67] 不惟窟内有大量党项供养人画像，更有西夏文题记可以证明，就其画风言，该窟壁画比较疏朗（图4），与山嘴口石窟所见（图5）颇为近似，故推定其为西夏窟当无疑义。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西夏壁画内容密集、千篇一律。然观西夏国时代的山嘴沟石窟，完全不是如此，而是以疏朗为主，绘画内容也很灵活，未见千篇一律的千佛。究其实，密集型绘画可以藏传佛教绘画为代表，尤以唐卡最为典型，西夏晚期绘画受藏传佛教影响倒是有可能的。这里需重点提及的是，该窟窟顶有兰札体六字真言（图6），这一“奇怪”现象曾一度引发笔者对长期秉持的“西夏说”的怀疑。所幸，经仔细辨认，方才发现窟顶乃后世所补绘，与四壁所见西夏绘画为不同时代之遗墨。刘玉权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径言窟顶六字真言为西夏之物。[68] 六字真言信仰固然出现较早，但从经典中被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崇拜对象，乃至在中原及周边地区流行，那已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之事了，[69] 更勿论兰札体兴起于元代这一标志性因素。

榆林窟第29窟西夏文题记众多，内容指向西夏国；就其绘画风格言，也与山嘴沟石窟西夏绘画接近，故而笔者认为，该窟应为典型的西夏窟，也是现可确定的唯一西夏窟。至于其他所谓“大红大绿”“千篇一律”的西夏绘画，其实都需要划上大大的问号。曹氏归义军政府设有画院，“大致延续了百余年，曾一度兴盛，在曹元忠任节度使之后日趋衰落”。[70] 当画院衰败时，颜料来源出现问题，艺术创造力自然受到制约，但曹氏时期画风之影响还会长期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曹氏时期某些风格特点，但画面却显得“千篇一律”之现象是很正常的，没有理由将其归入西夏。

考虑到瓜州地区在蒙元早期的衰落及豳王家族入居以后的繁荣昌盛，笔者认为，东千佛洞第2窟和榆林窟第29窟窟顶所见的兰札体种子词，都应为豳王家族统治时期之遗墨。另外，东千佛洞第6窟，亦为元窟，学界殆无疑义。[71] 鉴于东千佛洞第4、5、7窟与第2窟画风的近似，笔者也推测其当属元朝晚期之作，庶几应与豳王家族的奉佛息息相关。果若是，则东千佛洞之主要洞窟多属元代，可以推想，这里很有可能是豳王家族瓜州系佛事活动的主要区域，甚或可以称作肃王系王家石窟寺。榆林窟同样受到豳王家族的支持，从窟中所见元代汉文题记看，差不多皆为元末豳王家族统治期所写，而且还有该家族太子主持修造石窟的记录，看来，元末榆林窟的香火当比此前要旺盛得多，只是适合开凿新石窟的崖面却很有限，故而不得不选择东千佛洞。东千佛洞位处肃王所居锁阳城东南23公里处的长山子北麓，比到榆林窟还近十余公里。作为王家寺院，地理距离比较适中。

图4：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72]

图5：山嘴沟第3窟南侧[73]

图6：榆林窟第29窟窟顶兰札体六字真言

既然肃州、沙州、瓜州豳王家族各有王家寺院，分别对应文殊山、莫高窟北区和东千佛洞，那么，哈密豳王家族成员是不是也应有自己的寺院呢？

哈密自唐末以来即为西域佛教中心之一，位处哈密市柳树泉农场白杨沟村东1公里处的白杨沟佛教寺院遗址形成于唐代，兴盛于8~10世纪。[74] 史载，唐代伊州下辖的纳职县（今拉甫却克古城）正北20里的地方有一所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似指此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纳职地位重要，据敦煌文献P. 2962《张议潮变文》和P. 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纳职回鹘曾于9世纪下半叶多次入侵瓜沙地区。[75] 元代，这里又充任威武西宁王的驻牧之地，具有比较重要的战略地位。[76]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从遗址中发现了多件回鹘文文献，说明该寺在高昌回鹘时代仍在行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物中常有藏文与回鹘文杂陈，[77] 这是元代回鹘文文献出土时特有的现象。说明寺院在元代仍很兴盛。斯坦因根据遗址壁画残留及使用土坯的大小，认为该寺院遗址是高昌回鹘时期之物。[78] 综合格伦威德尔和斯坦因的考古发掘成果，结合汉史记载，可以认为，白杨沟佛寺遗址形成于唐代，在高昌回鹘时期重新修复过，元代晚期依然香火旺盛。

蒙元时期，哈密佛教持续发展，元朝国师必兰纳识里就出自这里；[79]敦煌莫高窟464窟所出回鹘文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Śri-Cakrasamvara）》就是哈密人阿黎耶·阿阇梨Ārya äcarya）奉佟巴（Ston-pa）大师之命翻译的。后受沙州西宁王阿速歹之命抄写，用以超度其父速来蛮之亡灵；[80] 马可波罗（MarcoPolo）也说：“[哈密]居民是偶像崇拜者。”[81] 直到15世纪中期，佛教在哈密的势力都是很大的，信徒众多，并得到哈密王室（豳王家族威武西宁王后裔）的支持，故明廷在这里设立了专门机构“僧纲司”进行管理并修建佛寺。[82]

综合上述诸因素，复观白杨沟寺院规模之宏大，尤其是著名的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即出自白杨沟附近板房沟这一事实，使笔者相信，白杨沟佛寺遗址很可能即为哈密威武西宁王家族寺院之所在。

注释：

[1]  杨富学：《论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  张大千：《莫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第124~126、222~224、350~351、627~629页。

[3]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4]  Yang Fu-hsueh, On theSha-chou Uighur Kingdom, Central AsiaticJournal, 38-1, 1994, pp. 93-96；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73~374页。

[5]  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18~24页；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5~385页；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6、30页。

[6]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60；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51。

[7]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

[8]  森安孝夫：《2006年度内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查行动记录》，森安孝夫编：《ソゲドからウイゲルハ》，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521页。

[9]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75~376页。

[10]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202页。

[11]  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35-41页；敖特根：《〈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77~83页。

[12]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13]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116页。

[1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39页。

[15]  榆林窟第15窟《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16]  张小刚：《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间“大宋国”题记考释》，《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93~95页。

[17]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18]  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6页。

[19]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3窟为西夏洞窟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页。

[20]  Kira Fyodorovna Samosyuk, The Art of the Tangut Empire. A Historicaland Stylistic Interpretation,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Edited by Mikhail Piotrovesky, Electa: Thyssen-BornemizaFoundation, 1993, p. 82；Kira Fyodorovna Samosyuk著，许洋主译：《西夏王国的艺术：历史风格上的诠释》，《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第83页。

[21] 见吉田顺一、チメドドルジ编：《ハラホト出土ンゴル文书の研究·序文》，东京：雄山阁，2008年，第1~9页。

[22]  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2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24]  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参见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18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下），《文物》1989年第9期，第45~53、转33页；《文物》1989年第10期，第68~86页（收入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79~310页）；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0、302页。

[25]  霍熙亮整理：《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26]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图版161和162；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0卷《西夏、元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版175和176。

[27]  图片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80；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53。

[2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文物》1989年第10期，第83页。

[29]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第64页；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4页；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1140页；吴军、刘艳燕：《敦煌古代石刻艺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朱生云：《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3期，第123~134页。

[30]  樊丽沙、杨富学：《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122~134页。

[31]  敦煌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回鹘蒙文题记释读》，《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第30~34、转15页。

[32]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图180；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53。

[33]  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6页。

[34]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8页。

[35]  霍熙亮整理：《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36]  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4页。

[37]  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92页；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

[38]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8页。

[39]  仅列举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的文献，其余从略。文献出处也仅列举对文献有明确或相对明确分期断时代的研究著作，其余从略。如北区出土西夏文献众多，史金波先生多有研究，但涉及文献年代时，多言西夏、元代，而西夏文本身就流行于这一时期，不能充任石窟断代证据，故不录。

[40]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41]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51页。

[42]  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8~339页。

[43]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34页。

[44]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3~8页；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87~194页。

[45]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

[46]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3)，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2页。

[47]《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45页。

[48]《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9页；《元史》卷34《文宗纪三》亦载至顺元年（1330）三月“甲戌，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第755页。

[49]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8页。

[50]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0页。

[51]  GeorgeN. Roerich, The Blue Annals, NewDelhi: Indological Publishers & Booksellers, 1988, p. 517;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 F. Thurman,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 Sacred Art of Tibet, San Francisco:Asian Art Museum - New York: Tibet House, 1991, p. 49；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0页；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6页。

[5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5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5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55]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56]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396页。

[57]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01页。参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98~199、282~283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1、270、302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58]  Peter Zieme, Zwei uigurische Gedichte aus Dunhuang-EinDeutungsversuch,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ı Gilt 11, 2001, S. 128; AbdurishidYakup, On the Interliner Uighur Poetry in the Newly Unearthed Nestorian Text,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sslich seines 60. Geburtstags, Herausgegeben von Mehmet Ölmez/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Istanbul-Berlin, 2002, p. 415.

[59]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赞〉新探》，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60]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Poems from Dunhuang,《言語学研究》第17/18號，1999年，pp. 3-4,9-1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赞〉新探》，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1~77页；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9~279页。

[61]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8, S. 160-162；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4页。

[62]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13页。

[63]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3~446页。

[6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62-463页。

[65]  [唐]不空译：《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大正藏》第18册，No. 873，页299b。

[66]  张宝胜：《敦煌梵字陀罗尼》，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58页；林光明编著：《兰札体梵字入门》，台北：嘉丰出版社，2004年，第15页；参见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Inscription ay Kiu-yong-ko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5, 1871, pp. 14-44; 藤枝晃：《刻文の六体文字について》，村田治郎编：《居庸关》I，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第127~130页。

[67]  刘玉权：《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年代考论》，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30~138页；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第161~176页；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30页。

[68]  刘玉权：《榆林窟第29窟考察与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69]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70]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2页（收入氏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9页）。

[7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72]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图124；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00。

[7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嘴沟西夏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版314。

[74]  《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6页；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哈密地区文物局：《白杨沟上游佛寺遗址调查报告》，《2009年东天山文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7页。

[75]  杨富学：《〈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考》，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6~29页。

[76]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218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77]  A.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ü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von1906 bis 1907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1912, S.223 ;[德]A.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0~401页。译文将1906年误作1905年。

[78]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III,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 1155;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8页。

[79]《元史》卷220《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9~4520页。

[80]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 (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号，1974年，第45页。

[81]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Book I,London, 1903, p. 210; William Marsden, The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New York 1984, p. 72.

[82]《明英宗实录》卷9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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