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减警费/废除警局运动(Defund the Police / Abolish the Police) ▎纽约时报观点栏目文章:是的,我们就是要废除警局;因为改革没戏黑命攸关运动起始于警察暴力,因此警察改革是一项核心诉求。自2013年黑命攸关运动开始以来,美国执法机构的确做了一些改进。比如,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数据,警察执法时佩戴随身摄像头的警局比例,从2013年的25%增加到2018年的58%。但是,由于美国的种族问题与警察暴力问题根深蒂固,这些改革被认为太少、太慢或无效。今年五月开始的抗议弗洛伊德被杀的示威中,“撤减警费”(“Defund the Police”)成为一个主要诉求,激进标语比如“ACAB”(All Cops Are Bastards,“所有的警察都是杂种”)随处可见。美国大众更多的是支持警察改革,对完全撤减警费的支持度并不高,早期有不少提出此标语的运动家解释“撤减警费”并非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撤减警费,而是指减少警察局的职权范围,把非暴力事件交由别的机构处理,把相关的经费投入到其它更有效的机构中。然而,随着运动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的立场变得更坚决,不再愿意采用之前的弱化版诉求,6月12日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发表废警活动家玛丽安姆·卡巴(Mariame Kaba)的文章,将诉求绝对化,文章标题《是的,我们就是要废除警局(Abolish the Police)》,主要观点是:
警醒文化何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席卷欧美各国,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传统自由主义的衰退、警醒主义本身的简单明了、特朗普的刺激、大公司与左派政治家对警醒主义的拥抱,可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人认为,由于冷战结束,传统自由主义理念对年轻一代丧失了吸引力。美国学术界自1980年代开端的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框架,这个框架强调个人经验与主观感受,用基于种族的对抗取代传统意识形态对抗,因此对追求生命意义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格雷格·卢基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合著《被溺爱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认为,美国的社会、学校、家长对年轻人的身心过度保护,使得年轻人更容易感到被冒犯;维护心理安全需要牺牲言论自由,言论的过滤又进一步导致“心灵的脆弱”,并且也使得群体高度同质化。同时,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能够准确地找到并跟随群体风向,即时地满足自身被认可的需求。警醒主义不需要一个人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学习与分析,只需要随波逐流,认定种族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做键盘侠或者参加示威高呼口号,就能够获得道义上高人一等的良好自我感觉,这是年轻人对警醒文化成瘾的原因。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对警醒文化的扩张也是重大的刺激。左派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因为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被严重低估,因此需要更加重视种族主义。特朗普不仅不致力于修复美国社会的割裂,反而刻意扩大这种对立,导致左派中很多人趋于极端,左派中的温和派为了应对特朗普这个更严重的敌人,对极端派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纵容的态度。▎亚马逊首页插入的声明:“黑命攸关,亚马逊与黑人社区团结在一起”警醒文化被大公司快速接受并推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公司在员工组成方面欠缺多样性,警醒文化推崇的激进方案能够帮助公司在这方面取得改善;另一方面,大公司需要良好的公众关系,参与相应的社会运动能够加分,如果不参与则会承受被警醒人士点名(call out)的风险。但是,反方认为,大公司受益于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结构,美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这种经济结构,而不是警醒文化痴迷的种族问题;对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参与黑命攸关运动是一种廉价的表演,并让人们不再去关注更根本的经济体制问题。美国民主党与社会进步运动一向紧密结合。警醒文化对左派政治家的影响是巨大的。2016年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开创奏国歌时单膝下跪抗议警察暴力,到今年6月8日民主党领袖人物南希·佩洛西率多位议员在国会单膝下跪声援黑命攸关运动,可以说是警醒文化对社会进步起到的正面作用。但同时,更激进的比如撤减警费/废除警局的诉求,对民主党政治家则是一种挑战。为了稳住支持者中的温和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不赞同撤减警费,但这导致警醒一代对他本来就不高的热情进一步降低。同样,反方认为,政客们拥抱警醒文化也是一种廉价作秀,因为解决更根本性的比如贫富差距这样的问题,会让政客们失去大公司这样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佩洛西声援黑命攸关
展望
警醒一代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容易评估。在网上,人们往往看到社交媒体被两个阵营占据,警醒一代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保守派。2018年由More In Common组织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25%的人属于传统保守派或忠诚的保守派,他们的观点远在社会主流以外,而大约与警醒人士类似的“进步主义活动家”(progressive activists)仅占人口的8%。该调查中80%的人认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显示,美国的确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来到黑命攸关示威如火如荼的2020年夏天,我们没有更新的民调数据,但是可以推测,警醒人士的比例应该大大超过两年前的8%。但与此同时,由于本次黑命攸关运动中出现大量更激进的诉求,势必引起更多中间派驱向保守。部分观察家认为,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惨死引发现在的黑命攸关大示威和警醒一代提出废除警局这样的激进诉求,拜登赢得大选没有悬念,现在则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警醒文化会像19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或1960-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那样对世界造成翻天覆地的巨大正面影响吗?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当下,浅薄的注意力经济主导社交媒体,大利益集团掌控社会文化,警醒主义这种缺乏深度普世理念并且钳制多样化思维碰撞的文化,没有实力承担起改变世界的重任。警醒文化更有可能会像占领华尔街与茶党运动那样,在历史长河中仅仅起到加剧社会分歧的作用,而不会留下太多有价值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