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1970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著作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自由与教育》（合著）、《山水天地间：郭熙〈早春图〉中的世界观》。主编《涂尔干文集》（共10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等，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图腾制度》等。（相关阅读：渠敬东 | 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渠敬东 | 类比与分类：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渠敬东 | 如何阅读涂尔干）[图源：shehui.pku.edu.cn]
由于晚期的涂尔干丢弃了《社会分工论》的二分法，而转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象征系统的研究，即reality and its representation 的研究，致使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语言学的转向，或可谓以语言学为实质的人类学转向。索绪尔总是诚恳地承认，他学术上的父亲是涂尔干；而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的开篇也敏锐地提出了这个转向的实质意义，他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中说：
由于亲属制度属于象征系统，所以它们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在这里，他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跟社会科学中最先进的学科即语言学的努力会聚起来。我们可以期待双方这一场相遇能够产生有关人的最好的知识，但条件是永远不能忘记，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语言学研究，我们都是在跟象征的手段打交道。
显然，借用语言学的办法，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有关社会实在问题的新的解释，即亲属制度研究，不过，这种努力还不是他的贡献的全部。而他有关人类思维的神话学研究，更是语言学转向的结果，这与黑格尔有极大的关系。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与弗雷泽、鲍亚士共同被称为“现代人类学之父”。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对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深远影响。[图源：zh.wikipedia.org]挑动20世纪思想革命的先人是黑格尔。而起来造反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海德格尔最著名，他们都从语言学那里拿来了武器。在《图腾制度》这本小册子中，列维-斯特劳斯直率地说，他要挑战的就是卢梭以降的有关人的思维结构的看法，换言之，他的神话学要考察人的思维结构的笛卡儿方式。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思维是笛卡儿理性思维或黑格尔历史目的论所隐蔽的东西，它不能通过理性逻辑上的“文明史”来观察，只能通过ethnographie来观察， 它的方法也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而是由举隅法（synecdoche）或对偶法（antithesis），由隐喻、转喻或换喻构成的“曲折光学”意义上的语言学分析，这是一种介于“美感和逻辑思维之间的中间途径的研究”。因此，神话思维是生成性的，是在音乐中进行的分析，“音乐所以同神话相像，是因为神话克服了历史的、周期性的时间和永久的恒常之间的amtimonie”。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分析打破了理性科学的归纳演绎结构，所以也打破了历史分析周期性的时间结构，因为它不再从心物的形而上原则出发来确立它们的秩序，而是直接将“神明”和“万物”纳入不同神话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如此理解的历史也自然是复调的历史，巫术的东西、宗教的东西或者说科学的东西也都纳入“曲折光学”的反射和断折过程中，从而交织在人类的思维结构里。相比而言，海德格尔的叛逆虽然取径不同，却也相当奇谲。他将科学思维的根源究上至苏格拉底以降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传统，基本上按照直线演进的方式来考察基本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学问题，相反，存在永远为当下的存在，并永远为世界之中的存在，它的照面，是以未来的时间向度为本质的，是未来投射于现在而敞开。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根本，并不是自然的秩序化，而是自然的敞开，因此，存在论的实质不是苏格拉底哲学上的，而是诗，是语言（langue）对于物（thing）的敞开，是神性的calling（What is Called Thinking？），这也是前苏格拉底之思为何以断片或对话的形式加以呈现的原因，即在说出的刹那，物、神以及思都在语言的解放中共同在场（Early Greek Thinking）。海德格尔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学，只是其中的时间性并非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呈现为一种转换和生成性的结构，而是更切近于存在论的本质，切近于“通灵”状态下的生命人类学。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西方的这种语言学转向，是因为语言进入基本本体论哲学，而去实现一种别样的人类学世界（当然这不是学科上的人类学），乃是20 世纪的一种最富有开创性的哲学精神。虽然这种思想并没有直接触到所谓字母文字或非字母文字的具体研究，却已经破解了有关以文字形态为核心勾勒的文明史进程的历史逻辑学。换句话说，在这种革命里，原始的巫术、艺术乃至算术的本质都不再是有关其历史逻辑序列中的本质规定，也不再是各自分立的区域，神明与万物、信仰与知识都是在相互转化的总体中得以呈现。当然，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虽然走进了语言的内部，但并没有走进文字的内部；不过，有关什么样的文字演化得高、什么样的文字演化得低的那种历史逻辑，却被他们打破了。因此，是字母文字，还是非字母文字，看来在书写历史中并不是一个主导性的问题，因为语言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理性程度或分析性的程度。由此看来，民国时期中国文字的字母化问题，多少是基于所谓二分法和进化论的逻辑提出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技术化历史的思路，当然与中国人的生命结构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反过来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字的改革，也都会在大的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生命结构。汉字拉丁化运动是中国自由派和共产党知识分子掀起的思潮，思潮高峰在1900年代-1930年代，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改革和1950年代简化字的诞生。图为1932年出版、使用拉丁化新文字印刷的“大众报”。[图源：zh.wikipedia.org]不过，若要与中国人的生命结构有关，还真不能就语言学的问题泛泛而谈。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学的编码过程，即通过寻找神话的最小单位（神话素）和搭建神话系统的沟通原则（神话丛），来确立元素之间、符码之间、同一神话的各个情节片段之间以及神话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神话的“语言学模型”。而海德格尔对于前苏格拉底残篇的解释，则着重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词的判源，通常都通过分析词源学意义上的构成来考察内部的logos、moria 和aletheia，免不了在希腊字母字词的构造上做文章。Etymology 是语源学，Palæography 是古文字学，Hieroglyph是象形文字学，没有一个字，能相当于中国的文字学。因为中国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在最古的时候，中国文字本也是图画文字……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
图为首度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作者唐兰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书中对汉字的产生、构成、演变及其变革进行了论述，为现代中国汉字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图源：taiwanebook.ncl.edu.tw]因此，中国士大夫的义理、考据、注疏之学，均离不开“说文解字”的功夫，当然，从文字的起源和构成来看，若从宽泛的字符和图形的功能性分析出发，我们还可发现文字与巫术、占卜等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就连帝王的起居、医疗、膳食和墓葬，都绕不过文字的意味。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字的独特构造、音韵和组合，却有别于西方的字母文字或其他文明体的文字结构，因而若按照萨皮尔“任何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的看法，单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与其他文明体的宇宙观有所差别。而且，由此形成的姓氏制度、亲属制度、封建制度、思想形态乃至老百姓生活中的精神与物质安排，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理解，自然也会大有不同。不过，这样的理解还较为粗泛，因为中国文字所产生的从宇宙观到家国秩序、从宗教观到民间生态的总体而具体的影响，还应该在历史不同阶段的变化中做纵向的考察，在构成文明总体的各层级及其相互关系上做理论上的考察。比如，陈梦家指出，古代中国“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文字称为“文”；第二个时期，文字称为“名”；第三个时期，文字称为“字”。他还指出，“文”“名”“字”分别代表“象形”“音读”与“形声相益”。陈梦家还引用仓颉造字等传说，呈现了汉字萌芽时文字与占卜、农工之事及社会分工、祭祀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在文字起源于图画及早期文字的用途两个方面，陈梦家持有与迪令格尔同样的观点。不过，唐兰在一本同样标题的书中也说，古人把“图”与“书”分开，“河出图，洛出书”，就是明证。《吕氏春秋·勿躬篇》中说：大挠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因此，史皇作图与仓颉造字还不能说是一回事。只是《淮南子·修务训》说“史皇产而能书”，就把“图”变成“书”了。当然，这里观点的不同很有可能与经学史中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图”与“书”能否分开，或者结绳契券能否当成文字来看，都是史学似小实大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既与文明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密切相关，也与学术史的辩说焦点有关。其实，这两者不是分离的两个问题，史皇仓颉的考证与史家有关中国上古文明的奠基性形态有关，也与学术史的基本立场的争辩有关，还与围绕疑古派的治史观有关。确实，我们不应因文字学家对文字与“非文字”有严格界分，而轻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可以导引出从甲骨或鼎文出发来考察巫术在中国上古文明中的作用，就是相当有前途的研究，这一研究还必须与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譬如，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的说法，是说巫术是殷商的主宰，这不仅与殷商人的自然观念有关，也与其政治秩序有关，但巫术活动与文字之间的关联如何呢，能否与氏族的构成、地望的形态有合逻辑关联的解释呢？这些都应该是人类学应努力解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推展出有关中国文明构成和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问题来讨论。20 世纪西方思想界已经拓展出与文字有关的各种哲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方向，我们也可以努力摆脱旧有的学科分化和范式，来讨论更为基本的问题，譬如：1. 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由文字构造和形态的演变，是否可以进入文明构成之演化的实质问题上，如文字体现出来的商与周、巫术与礼制之关系的转折性变化；2. 文字变革中的阶级变化状况，如“巫”或“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联系；3. 文字学意义上的巫官与史官的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构成；在具体历史中两者呈现出何种不同的关系和变化；4. 中国文字字形意义上的构造和书写，造成了字画合体的精神形态，其实与字母文字以hearing为主体的神话和神学形态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致使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及其信仰形态也形成了独特之处，这是破解文字形态下的世界观的重要问题；5. 士人形态的书写与庶人形态的书写的差别和关联，以及由此形成了精神世界的构成，都是连通艺术史和社会史的关键之处。诸如此类，都是由中国文字学能够拓展出来的研究领域，其中，学术史的研究在此也有着大有可为的工作。*本文原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16 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甲骨文上的长篇记事卜辞，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图源：wenhui.wh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