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周濂：我们怕的是失去爱的能力

导言

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但事实上，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卢梭（左），伏尔泰（右）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我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的、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这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为什么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是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

我现在还记得我七岁的时候，那年夏天，有一天，突然我们三线厂（我出生在三线厂，大家可能太年轻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年我们国家在各种各样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们的工厂对外号称卖化肥的，其实对内可以生产炸药的，随时可以转产）的喇叭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报，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

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

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需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的曝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和制式，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

●  关爱和伤害；

●  自由和压迫；

●  公平和欺骗；

●  忠诚和反对；

●  权威和颠覆；

●  神圣和堕落。

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个：忠诚和反对，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意志的胜利》这个纪录片，这是1934年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受纳粹邀请拍摄的片子。我看《意志的胜利》总会想起奥威尔另外的一句话，他说：“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冲轰炸机更令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相当明确而刻意存在于其中的是这个靴子直冲我们脸庞而来的景象，它的丑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它正在宣称的是：‘是的，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觉得奥威尔的这个观察非常入木三分，但是光有恐吓还不够，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由此可见，权力要想赢得敬畏，除了霸道、混不吝之外，还要懂一点美学原理。

我猜想在观看正步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力量所震撼，同时也会被其中所蕴含的所谓庄严的、肃穆的美感所魅惑。而只有当你真正接受到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上的熏陶，你才会意识到它的丑而不是美。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他对权力的态度是喜还是恶，他的生活是有趣还是无趣，除了事关理性、理念、观念，更大程度上是情感教育和审美趣味的问题。

英国一个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甚至更沉重。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我们当下的道德景观：第一，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而无底线；第二，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只看今天，仿佛没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关心结果，而不论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第五，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第六，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如果这是对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刻画，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一本书，那是一个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丝· 汉密尔顿（Edith Hamiton）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理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而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了一个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更没有人能够超越的高度。”

这种对心智的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情感的珍视，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我最近读到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怀念他父亲的一个访谈，说到沈从文在一次闲聊当中提到《水浒》当中武松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的场景。沈从文说，《水浒》这些地方写得好，家常、有人情。他又聊到古典名著当中写到很多刚烈鲁莽的人物，但只有几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因为除了故事曲折动人，更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粗人被作者写得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动人。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语言描绘微妙的情感，对任何美丽的、纤细的事物充满这种敏感和敬意，这就是文明最高的阶段，这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前不久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大姐暂时失去了联系，朋友圈里面一直在疯传她的各种文章。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弱者。”我想接着这句话往下说，我们不怕爱得更多，我们也不怕成为弱者，我们怕的是为了避免成为弱者，而失去爱的能力。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弱者的胜利》。

本文转载自领教工坊

作者：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思想者

来源：作者在“理想国文化沙龙·理念的力量”中的发言，有删节；《理想国的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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