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破缺》｜西南联大：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秋天，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第四部作品《对称性破缺》就要与观众们见面了。这部作品的第二幕，设定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联大是教育史上的传奇，联大的教授群体，更是名家辈出。山河破碎的年月，他们经历着普通人的哀乐，更展现出知识分子的风骨，兼具捱过黑暗岁月的坚忍，与消解命运浮沉的率真，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引子

1937年，日寇侵华，平津陷落，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内迁至湖南，合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春，因战火席卷，又迁昆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诞生于颠沛流离中的临时大学。然而，在这样困窘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培养出无数各领域的人才，在教育史上留下煊赫的声名。成就如此辉煌奇迹，因由很多，其中尤为紧要的，便是时任西南联大常务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集中了三校近两百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正是这群人，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竭尽所能治学教书，使高等教育得以存续。

联大部分校领导和教授合影

1.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联大的教授，千人千面，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共同点，那恐怕就是穷了。尽管大学教员的收入相当可观，但战争时期，物价飞涨，物质生活也一落千丈，如北大教授蒋梦麟所言，“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

何兆武当年旁听西洋政治思想史，记下了张奚若先生颇为风趣的一段牢骚，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形：

张先生讲到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评论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张先生这话并无夸大之嫌。初到联大，师生的生活虽不比在平津，好歹温饱无虞，有时候还能打个牙祭。然而，随着局势越发动荡，昆明的物价一路水涨船高，许多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政府供给的“公米”也换成了陈年的劣质米，非常粗糙。联大学生将这种米烧出的饭戏称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

教授生活的困难，在他们的书信中也可见一斑。中文系的闻一多先生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快一个月了，我没吃过茶，每天喝白开水。今天到了陈梦家那去，他把不要的茶叶给我，哈，我总算是开荤了！”

经济拮据，房屋自然也紧张。在联大，几家人挤在一栋房子里实属常事。闻家就曾和算学系的华罗庚先生一家比邻而居。所谓“比邻”，其实不过是用一块布帘做了聊胜于无的隔断。华罗庚后来还写了一首小诗记录这段岁月：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闻家合影

闻家孩子多，经济负担尤其重，如他后来在信中所写：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

为了补贴家用，他先是试着到中学兼职教课，奈何杯水车薪，仍然入不敷出，后又在朋友的建议下挂牌代人刻图章。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他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勤勉是一方面，主要还是缺钱。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活，就得贷款。为此事，长子闻立鹤还曾指责他“发国难财”。闻先生默然良久，只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

其实，据曾在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回忆，闻先生秉性刚直，有所不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以歪门邪道起家的重金求印者，仍严词拒绝。

闻先生在家中治印

何况在当时，迫于形势，教员和家属们或变卖家产，或经营副业，早已见怪不怪。

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卖过太太的短皮袄。历史系的吴晗先生、法学院的费青先生，则抵押过藏书。

到了卖无可卖的境地，教员们又纷纷另辟蹊径，各显神通。

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先生卖大碗茶；

化学工程学系的谢明山先生和航空工程学系的王德荣先生合力研发“西曼墨水”，上街摆摊；

化学系的高崇熙先生善于种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兜售；

物理系的赵忠尧先生，在转行物理前主攻化学，彼时学以致用，在家自制肥皂，每天用自行车推着沿街叫卖；

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米糕，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

而要论谁是教授中第一个出去摆摊儿的，那还得是物理学系的吴大猷先生。

他在回忆里写道：“很多外省人为了在将来战争结束时回乡准备路费，都在摆地摊卖旧东西。我可能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

这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吴大猷心思活络，实在是他的夫人阮冠世体弱多病，药材和营养品的开销都不小。

吴大猷与阮冠世结婚照

联大时期，吴大猷工资微薄，为了给妻子熬汤，每每到菜市场捡旁人不要的牛骨头。

他还一度在家里养了两只小猪，死了一只，有一只养大了。该出栏的时候，正赶上太太重病，吴大猷在医院陪护，无暇分身，家里的事，全交由学生黄昆照看。黄昆每天放猪赶猪，苦不堪言，去信跟吴大猷说，他干不了了。吴大猷只得让他把猪弄到市集上卖掉。后来谈起此事，吴大猷说，为了养猪用了那么多糠，真不知道是赚还是赔。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吴大猷先生每天早上提一个菜篮子和一把秤，放在教室黑板下，这样上完课就可以去市场买菜。

有一回，好不容易买到两条小鲫鱼，回来放到小院的水缸前，正要洗它，发现少了一条，抬头一看原来是被乌鸦叼走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到房顶上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昆明时有空袭，有一次将他家的房子炸塌了大半。装面粉的缸尽管没有破损，但面粉掺进了些碎玻璃和泥土。夫妻俩不舍得扔，将面粉用水冲去杂物，做成面筋果腹。这也足可见当时联大生活的困窘。

食品尚且如此短缺，更不用说衣服了。曾经穿得体面整洁的教员们，如今有什么穿什么。

吴大猷先生身形敦实，有时候穿了不合身的长袍，“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还有一条黄卡其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上了大膏药一样的补丁。

闻一多先生则常穿一件亲戚送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

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无法再穿，从一位云南赶马人手里买了件彝族查尔瓦，天天披着御寒。

但最寒碜的还要数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天天穿着一双前面露趾后面掉跟的鞋子，称为“空前绝后履”。据汪曾祺说，因为这鞋只能拖着，走路声音很大，一度在夜间惊吓过女学生。

联大教授穷成这样，也难怪某日，朱自清先生被乞丐追着要钱，只说了一句“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就扭头走了呢。

1944年联大中文系部分教授合影，左一为朱自清，右二为闻一多

2. 回也不改其乐

尽管生活贫瘠，联大的教授们却也过出了滋味，真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初到昆明，联大除了人，可谓一无所有。就连校舍设计，也是六易其稿。每次改动，都是因为实在太穷，无法实现设想。最终，几乎所有房舍都铺茅草屋顶，只有图书馆用青瓦，少部分办公楼和教室用铁皮屋顶。

联大旧照，茅草屋顶校舍

平时倒也无妨，可每逢雨天，茅草顶漏雨频发，铁皮顶噪音特大。有一次，经济学系的陈岱孙先生正在上课，暴雨倾盆，雨打铁皮声如擂鼓，无论喊多大声，学生们都听不见。这本是极扫兴的事，陈先生却淡然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停课赏雨”，一时传为美谈。

所幸铁皮屋顶的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随着经济越来越困难，联大遭遇财政赤字，把仅有的铁皮都揭下来卖了，换成了齐齐整整的茅草房。

联大旧照：铁皮屋顶校舍

联大生活不仅清贫，甚至时有性命之虞。尽管地处边陲，但昆明也并未免于战火，空袭时有发生。躲避空袭的“跑警报”，也成了联大师生的重要记忆。

当时应对空袭，有三种警报：

“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三个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髙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

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

紧急警报，汽笛连续短音，肯定是朝昆明来的。”

《对称性破缺》“跑警报”

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但如果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就会疏散到郊野或者防空洞，直至警报解除。

联大老师擅于苦中作乐，跑警报也不例外。陈寅恪先生曾以此为题戏作一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机”指来投炸弹的日军战斗机，“入土”指遁入防空洞。生死关头，仍保有幽默。

陈寅恪旧照

因为跑警报的缘故，难免耽误上课。为此，教授们也有应对之法。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先生注意到空袭往往在上午发生，于是将翻译课排到早上，“因为不需要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

而同系教授人口学的陈达先生，有一回讲着讲着，遇上空袭警报，干脆将课堂搬到郊野。学生们散坐在树林中，而陈达先生独踞一坟头，坐在上边讲完了当天的内容。

不过警报毕竟难以预判，先生们也并不总能从容应对。譬如联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雷海宗先生，讲课随性而至，每次上课，得先问学生自己讲到哪里了，才能继续。班上有位女同学笔记记得极为详尽，雷先生每次都问她。有一天，雷先生照例问她自己上节课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女学生低头看了看笔记本，答：“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费孝通（左） 雷海宗（中） 陈达（右）

《对称性破缺》“跑警报之在郊野学习”

或许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与危难时刻仍然闪亮的幽默，支撑着他们度过了困顿的岁月。彼时在中文系教写作的沈从文先生谈到常来往的同事，曾说这些人“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是很中肯的评语。

而最能代表这句评语的，大约是哲学系的金岳霖先生。

联大时期，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大公鸡，脖子能伸到桌上去。每次跑警报，旁人或抱金银或抱书本奔逃，金先生却要进城抱他的大公鸡。除了养鸡，他还爱搜集大石榴、大梨，拿去和同事的孩子比，比输了，就送给他们，再去买。

金先生自1926年在清华任教。彼时，哲学系只有他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学生，号称“一师一生一系”。三十多年，他一手办起了哲学系。无怪乎冯友兰先生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引进近代逻辑学的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

他所教授的逻辑学，旁人都觉得枯燥，以至于有一次萧珊问他，为什么搞这个。金先生并没有搬出什么大道理，只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他在逻辑学上也的确有天赋。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注意到俗谚中的逻辑问题。譬如“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十几岁的金岳霖想的是：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汪曾祺回忆，有一回沈从文先生请金先生去师生常聚会的客厅讲座，给他出的题目是“小说与哲学”。金先生欣然前往，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到一半，还停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里个小动物”，然后从后脖领子抓出一只跳蚤。这也正应了冯友兰的评价，“天真浪漫，率性而为，有嵇康风度”。

金岳霖旧照

3. 风声雨声读书声

彼时的西南联大，环境闭塞，条件简陋，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联大的教授们能够超越物质生活的困窘，乃至超越死亡的威胁，除却仰赖性情中的纯真、幽默与坚毅，也因为对学问、对学生的爱。

西南联大学风，重自由，重平等。教授与教授之间，教授与学生之间，无不如是。

在课程设置上，常常几位教授同开一门课，如雷海宗与钱穆都开《中国通史》，闻一多与刘文典都开《庄子》，金岳霖与贺麟都开《哲学概论》。同一主题，不同人的讲授方式不同，提出的观点见解也不同，彼此却互无排斥、互不干涉，反而常常互相听课。

闻一多听沈有鼎讲《周易》，沈有鼎听冯至讲歌德，冯至听朱自清讲宋诗，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一代狂儒刘文典讲《庄子》，吴宓先生总坐在后排听课。刘先生每讲到得意处，都要向后排发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先生照例起立，边点头边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而刘文典也去听过吴宓的《红楼梦》讲座，听了几次，觉得还是自己更懂，回去也开课论述红学。教授之间彼此促进，使得联大的学术格外蓬勃。

联大图书馆旧照

联大的许多先生们面对学生，也并无学者、前辈的架子，而愿意将他们视为学问上的同辈，甚至有时候反而向学生学习。

教授哲学的金岳霖先生有位爱徒，名为王浩。逻辑课上，旁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只有王浩应答如流。王浩后来赴美深造，归国时，金岳霖对旁人说：“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此处提到的“沈先生”，指的是他的同事沈有鼎，也是他的大弟子。如此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如后辈，这种胸怀，实在难得。

关于金先生和沈先生，还有一段逸事，也可见金先生的性情：有一次清华大学教授组织逻辑学研究会，金先生听有人提起哥德尔，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沈有鼎却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先生听了也不恼，很坦荡地说：“哦哦，那算了。”

沈有鼎（左） 王浩（右）

联大的先生们惜才，爱才。

周培源先生教授的物理基础课，每星期三次。周先生家住得远，来去要靠骑马代步。他本可以将一周三节课调到一天，然而为了学生能够细嚼慢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他坚持一周三次长途跋涉来校授课。年年如此，风雨无阻。

如刘宜庆所写，“每逢上课之日，五点多钟，周培源便起床，喂好马，备上鞍，让两个女儿坐在马背上，自己牵马步行，把她们送到车家壁上小学，然后独自驰马去联大。”

教授骑马上课，讲授现代科学，已然成为联大的一道风景线，以至于物理系主任饶毓泰戏称他是“周大将军”。

周培源旧照

而对于极具天赋的学生，教授们更是穷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提供治学的环境。

当吴大猷先生受托为国家选派物理学方面的优秀人才赴美留学，举棋不定而求助叶企孙时，叶先生破格推荐李政道去美国做博士生。因为认可他的天赋，全然不拘李政道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李政道后来因与杨振宁合作发现并证实“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据杨振宁回忆，吴大猷先生对学生特别耐心。

“我记得的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个校门外边，有一个很长的轻便的铁路，他和我们就站在那个校门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觉得实在是非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铁路走，要走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才能到马车站。”

在联大，因为许多器材都没有带出来，经费又捉襟见肘，理科研究格外难以开展。吴大猷先生为了继续研究，硬是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又用物理系抢运出来的三棱镜和一个木制的架子搭成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

这样的条件实在简陋，所能开展的研究也有限，如吴先生自己的回忆，“通过实验，虽得到了一些结果，但都不是比较重要或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然而，他又写道：“但我总觉得这样做，总比坐着不干要好得多。”

吴大猷先生物理系的同事赵忠尧，在离校前将当时中国仅有的50毫克纯镭偷出来，用铅管密封，装进咸菜坛子，千里单骑奔赴联大。战时兵荒马乱，为了不引起歹人注目，也为了躲避日军追捕，他乔装成乞丐，以护送着这份中国核物理的重要家当。

当他到达联大门口，正遇上出门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他一把拉住梅校长的手：“梅先生，我终于到了。”梅贻琦先生吃了一惊，不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仔细打量，才意识到这竟是自己在清华的同事、物理系教授赵忠尧。

赵忠尧（左） 吴大猷（右）

据统计，便是在这样寒碜的条件下，联大物理学家发表了三十篇论文，只有一篇不属理论物理方向。“这其中有一打是周培源的研究成果，他继续研究1933年就开始探索的湍流理论，并吸引了清华物理系约一半的研究生来钻研这个领域。”

这想必便是联大精神的代表了。

4. 家事国事天下事

然而，再如何专心治学，谁也无法忽视人们正身处战争之中的现实。就如同费孝通先生洋洋洒洒书写跑警报的趣事，写到回家看见房屋面目全非，笔锋也不得不沉重地一转：“一个常态的生活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被破坏，被毁灭。这是战争。”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置身非常时期，联大的教授们也展现出了书斋之外的关怀。

物理系的叶企孙先生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斗争。据李政道回忆，1937年至1938年，叶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提供研制炸药的器材、经费和输送有关技术专家。

清华部分师生合影，左四为叶企孙

政治系的张奚若先生，向来是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他曾是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直指国民党“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蒋介石面子下不来，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给他邮去通知和车马费时，张先生拒不参加，愤然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此事之后，张先生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不党不群。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入党，张先生拒不填表，甚至为此登报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在课堂上，张奚若先生也从不避讳谈论国事。对于想要入读政治系的新生，更是先浇一盆冷水，明言若想做官，莫入此门。政治学的毕业生，要立志做社会的改革者，或者至少成为正派的政治学者，“即便当平民百姓也比一心想做官强”。

张奚若旧照

当然还有闻一多先生。谈起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心，联大诸位先生中最绕不开的，恐怕就是他了。

联大从长沙向昆明南迁时，师生们大多或乘车或走水路，但有一个小部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六十八天、经行三千五百里前往新校址。

这个旅行团的主体由青年学生组成，但也有少数几位教授随行，这其中就有闻一多先生。

他本可以搭乘车船经河内转至昆明，但他认为“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他果真一路跟学生风餐露宿，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在行程中，闻先生创作了许多铅笔速写，并开始留胡子，“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湘黔滇旅行团线路图

闻先生早年留洋修习美术，自归国后，多年浸淫书斋、醉心学问。文学院暂驻蒙自时，闻先生终日埋首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以至于邻屋的郑天挺先生戏赠他一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

这样一位浪漫的诗人、纯粹的学者，到联大后期，却成为了为民主、为公义奔走的斗士，经常应学生自治会的邀请，讲演时事及政局问题，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怒斥当局的卑劣行径。他在归家的路上遇刺身亡。

回国的前二十多年，闻先生从不过问政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厌恶政治。之所以投身其中，正如西南联大资料室的记载，“目睹国内政治腐化，民不聊生，改变人生态度。觉得不应该只做一个研究学问的读书人，更应该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去关心政治”。

1944年，闻一多在“护国起义”周年大会上演说

闻先生说，他是被“撵到”街头的。这仿佛是在说时事所迫，无可奈何，但同样作为学者为公义奔走，闻先生却也是最突出的一个。这或许是他诗人情怀中浪漫、热烈的一面所驱动的，正如何兆武对他的评价，“诗如火，人如旗”。

闻先生的世界里有美，有勇气，但从未有过恐惧。学生王一曾经恳求他不要走太前，他只答到：“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吴晗先生在《闻一多先生传》说，闻一多先生由书斋到战斗的转变，“突然，也不突然”。闻先生有赤子之心，对美、对文化、对国民的爱，都那样炽烈。或许，他的命运，早在他二十多岁写下的诗句中，就已有所预兆：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闻一多《静夜》

尾声

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归，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尽管只存在了不到九年，联大却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既是学术重镇，也是民主堡垒。联大已成历史，前文中提到的人物，大多也已谢世，而联大的精神永存。正如这所大学的校训，“刚毅坚卓”，放之任何时代，都重有千钧。

期待与大家在剧场相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旧照

剧情简介

《对称性破缺》

“对称性破缺”是一个科学概念，也是对命运的隐喻。

三位物理学家，叶启荪、吴大有、瞿健雄，他们各自的人生看似交集有限，却因“科学”二字而紧密关联。从民国十三年到21世纪，从长衫到西装，从少年到苍老，从开宗立派到风雨飘摇，从一颗星到一片海。

科学的难题或有迹可循，命运的困境始终如谜。

演出信息

《对称性破缺》

演出时间

10月5-7日19：30

10月6-7日14：30

三天五场 值得守候

演出地点

北京·二七剧场

购票渠道

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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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直达

票价

180/280/380/480/580

演职员表

《对称性破缺》

张一巍 饰 叶启荪

李晓辉 饰 吴大有

路一雯 饰 瞿健雄

出品人：江信文

编一剧：朱虹璇、叶紫铃

导一演：朱虹璇 

制作人：任慧岩、潘夏言、郑晓娟

舞美设计：曾淼

音乐设计：孙术乔

灯光设计：李赫珂

灯光执行：冯钧程

舞台监督：郭爱伦、杨佳依、马祎繁、任海汇、赵阳

道具统筹：靳曦、朱姿桦、张欣、周紫叶、孙沛

服化统筹：靳曦、贺晓、董竹君

票务统筹：张菲菲、周诗曈

制作助理：徐逸纯

摄影摄像：贺天、谭姝婷、王梓妍、白雨竹

宣发推广：马延婧、高羽茹、宋卓如、吴子衿、刘博涵、李梦琦、刘晓茵、叶诗桐、张亮、田海遥、王伊、王昕馨、成炜

关于九人

 认识我们 

话剧九人是一支由北京大学校友创立、拥有丰富创造力与高口碑的青年戏剧团队。

自2012年至今，九人已走至成立以来第十一个年头。话剧九人坚持原创剧目的创作、演绎，希望在剧作中照见现实的社会、呈现真诚的思考。话剧九人已出品、制作的代表作现有《双枰记》《春逝》《四张机》《落梅风》等。以上剧目都以高度思辨性的内容、扎实的舞台呈现，收获了稳定的高口碑。

话剧九人作品《四张机》豆瓣评分8.7，获得包括第四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小剧场”奖、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2021壹戏剧盛典“最佳小剧场”奖、戏剧中国“2019年度话剧类”优佳剧本等奖项，并入围大麦2020年度高分话剧榜单，曾赴上海、西安、深圳、青岛、南京等多地巡演。作品《春逝》豆瓣评分8.9，获得第五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小剧场”奖，曾赴国家大剧院、大麦·超剧场、陕西大剧院等地演出，受邀参加2020年北京喜剧周、2021年乌镇戏剧节、2021年国家大剧院夏季演出季、2021年西安戏剧节等进行展演。作品《双枰记》豆瓣评分9.0，再创佳绩，同时亦被评为新京报“最艺术”演出榜2021年度十大戏剧之一，并成为“第七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入选剧目。

坚守原创，锐意创新。话剧九人拥有丰富多元的主创团队，既吸纳了具备丰富舞台经验的专业戏剧人才，亦集结了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多元背景和创新能力的非职业戏剧爱好者。作为戏剧圈的一支「良心出品」团队，话剧九人正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