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言与白话 |《语言规划讲义》

汉魏以后，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进一步加大，形成了一种单纯“看”的语言，这就是文言。

而以口语为基础的语言，便叫作白话。

我们假设先秦时期，就是书同文政策时期写下来的东西，和当时人们口中说的东西差不多。但是文和言逐渐分离了，书面的文字为了保持稳定性总是滞后于口语的发展，这在世界各国的语言里都是如此。法语、英语也是这样，特别是法语里有好多字母，今天根本都不发音。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发音，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字母。因此，有些字母开头发音，现在不发音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汉语也不例外，而且汉语将这个过程发展到了极致。西方语言大多采用拼音文字，即便言文分离也不会太离谱，要改起来相对也容易一些。但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如果不专门学，光看字是读不出来的。慢慢地，我们的书面语就凝固了，几乎很少有变化。那么，文言是谁讲的？是读书人、上过学的人讲的。你平常在家跟家里人说的就是正常的话，白话，因为你是个正常人。但是你上学了，要学会写字、学会做文章，这时候就要学习文言。文言的语法、文法、用词等都有讲究。比如我在这里讲课，如果你们是古代人，不管我现在怎么说，你们都会用文言来记录我说的东西，也就是用两千多年前人说的语言来记录我今天说的话。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2000年的时间，语言会发生不小的变化，但要用2000年前的文言记录现在说的东西，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语言演化的学者来说，严重的“言文分离”，使得我们很难通过追踪文献来发现语言的变化。因为所有上过学的人写的东西，或者说只要他一写东西，即便在正常情况下记录的也不是当时说的话，而是用另外一套、很久以前就基本稳定的书面语来记录，也就是自动把口语翻译成文言，导致口语的变化无从追踪。　　

我们有几千年的文献，但是文献语言大多是凝固的，变化不大，这就导致好多容易获得的史料并不是很适宜作为语言演化研究的语料。为此，我们要找白话，要找在不同时期，非主流的一些人写的东西。如果年代较远的找不到，就可以找离得比较近的，哪怕是近几百年的。白话是各个时期都有的，比如说，一个人面向劳动大众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可能更偏向白话一点。这些东西留存下来，虽然可能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更可能是文白相间的东西，因为记录者毕竟是读书人，而过去会识字、写字的人又少，因此没法完全反映当时口语的状态。这对研究来说既是问题，又有好处：一方面，人为的言文分离导致研究语料的选取很困难；但另一方面，文言的凝固性又可以超越时空，几千年几乎不变，只要上过学，学过文言，就能读懂，这其实就是一种书面的共同语。尽管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语言、方言不少，很多之间不能互通，但是只要你写出来，就都能明白。也有人将这种书面交流称为“笔谈”，虽然说的不一样，但写的东西能互通。　　

总的来看，秦始皇施行的书同文政策，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如果没有书同文政策，没有文字的统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欧洲的情况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欧洲很多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别不大，从互通性的角度来讲，可能比我们要好，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分属许多国家。他们很晚才注意到共同语与统一国家的关系问题，导致欧盟机构的正常运转不得不依赖于英语，而英国已经不是其成员了。我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书面语、共同的文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形成文书行政的国家管理体系和凝聚国家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书面共同语利在千秋，跨越了5000年的时空，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语言政策如果在恰当的时候制定了、实施了，确确实实会起到非常重要、非常深远的作用。书同文政策实际上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最有效的一个语言政策，我们对它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