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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销书榜上,有我心爱的名字”


电影《胡丽叶塔》

有人告诉我,我书中所包含的每个方程式都会使销量减半。/史蒂芬·霍金

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的二楼,放置着一块立牌,上面写着“店员先别买”——有些好书数量有限,到店就被内部人员抢购一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专设该区域,限期一周。

不是每本书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就在立牌的不远处,还有一整面墙的书店滞销榜,陈列书目的滞销天数普遍在 1000 天以上;一部分销量为 0,还有的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在滞销榜上看到心爱的名字并不好受,我们不定期调整榜上图书,好替换上一些更长时间无人问津的。

本期单向榜单·滞销榜,我们挑出了 5 本只卖出一次的书,希望能这些书和下一个买走它们的人,制造一个偶遇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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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被问及为什么在一位中美洲作家的作品里,故事中总有那么奇怪的日耳曼元素,他回答说:‘有人对我干下了太多背信弃义的事情,有人总是唾弃我,有人多次欺骗我,让我惟一生活和写作下去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灵魂转移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
人一生的工作很容易被一句俏皮话一笔带过,在《美洲纳粹文学》里尤其如此。波拉尼奥杜撰了包含 32 个右翼作家在内的 92 个人物,用百科全书般的结构记载了他们的短暂一生。
书中描绘了一群文学界的纳粹分子:法西斯主义者、自欺欺人的庸众、势利小人、自恋者和罪犯。
他们去朝圣拜访希特勒、童年时曾在他的膝盖上玩耍、宣扬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后他们逃往南美,住进封闭的殖民地;他们自己“身高五英尺,肤色黝黑”,书中却写着“高大、金发、蓝眼睛”的人物。
尽管出人意料,《美洲纳粹文学》依然用它的方式再次证明了文学的纯粹力量。波拉尼奥以恶作剧般的行为玩弄着讥讽,挖苦虚构的人物,又隐蔽地谱写着现实的挽歌。
一个小说家不会因为赞成或反对某种政见而变得更优秀,写作的思想基础与其人格优点也没有多大关系;一位神话与史诗领域的诗人,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足球看台上的暴徒。
提起该书,波拉尼奥曾这样告诉采访者:“当我谈论美洲的纳粹作家时,实际上我谈论的是整个文学世界。有时是英雄主义的,但更多时候是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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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当他们找到了我能通往的那条‘康庄大道’时——或他们死的时候,不论哪个先发生——他们的黑皮肤就会像蟹壳一样裂开,他们会以柔嫩、白皮肤的形象走出来,摇身一变腰缠万贯。因为有了白皮肤,他们就能立即得到白人拥有的金钱和商品。”

文化会枯萎,一种语言也会随着时间沉默下去。它从何处开始消亡?  需要以任何人的名义作出一个决定吗? 一门语言会不会在任何人都不希望它消亡的情况下就这么销声匿迹?

在《雨林里的消亡》中,人类学家唐·库里克为了搞清楚这种深刻的社会现象,走进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中“一个无风的小缝隙”,“周围都是巨大的树木,这些树木扎根于一片巨大的、看似无边的沼泽中。” 

那是一个仅有两百人的小村庄,拥有一门独特的语言——泰雅博语。那里的居民崇尚暴力、迷信、女性地位极低;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与地球上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都没有不同:喜欢闲聊,有着欢笑与爱,也会常常抱怨邻居。

从一开始,库里克就表明了自己“欧美中产阶级男人”的身份,以及与身无分文的黑人村民间的差异。“地雷显而易见”,但这部学术研究的整体依然是轻松的,甚至有着近乎小说的趣味性。他写到对当地传统食物和舞蹈的嫌弃、当地人充满创造力的脏话体系、甚至不避讳提到自己,一个研究者在这个陌生环境下产生的性需求。

从 1985 到 2014 年,库里克多次前往这个村子,其中一次住了 15 个月。村民们称他为 Saraki,并认为他是由一个死去之人托生的白人、一个白皮肤的幽灵。

最后一次考察结束时,库里克几乎是以逃亡的方式离开了雨林。他怀疑自己的到来(包括携带的现金)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也加剧了对村落的损害。他决定不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打交道;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本书,不费力地探访一次这种正在凋零的语言和它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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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从根本上是属神的品质。不存在属人的悲悯。悲悯暗示了某种无尽的距离。对邻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

《被拯救的威尼斯》的故事取材于一桩发生在 1618 年的历史事件,讲述了一群西班牙雇佣兵意图收买雇佣军来突袭威尼斯的阴谋。

然而行动计划的指挥之一加斐尔出于对这座美丽城市的怜悯而向当局告了密,行动败露后所有谋反者当夜被处以死刑,加斐尔本人则被驱逐出威尼斯。

《拯救威尼斯》是西蒙娜•薇依生平写过的唯一一部悲剧。这部剧进行了多次修改和修改,但从未完全完成。在这个故事中,城市的美丽遗产和公民都得以幸存,而在作者写作的过程中,纳粹分子正在对更多的城市施以暴行。

“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这一悲剧传统。”

加斐尔的行为虽然高贵,却给他的伙伴们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如果能预先得知他们并不会像威尼斯委员会所承诺的一样被赦免,他还会不会选择拯救威尼斯?

西蒙娜•薇依戏剧例证了一个问题:一旦武力被启动,它就会自我延续,直到被一个悲剧的、纯粹的灵魂、一个类似神性的形象所承担或扭转。于是在这个故事里,加斐尔不得不扮演了无辜羔羊的角色,一力负担了毁灭性的力量,只得尽其所能地阻止它继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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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试图描绘天堂,而是去书写一个比我们所知更真实可靠的可能之地。”

文艺复兴——个人意识觉醒——隐私意识产生——西方的住房终于出现了卧室。

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论述,一段看起来与我们熟知的地理学并无关系的推理,正是作者段义孚的研究领域。身为一名浪漫的乐观主义者,这位“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坚持强调着这一学科中“人文”的重要性。

他认为人类是有思想、有梦想、有想象力的生物,具备善良、美丽和真理的天赋,也有释放贪婪和残忍的能力。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过程,就是了解所有这些特征是如何反映在我们的空间、地点和景观当中。

为了展示人类经验的模糊性、矛盾性和复杂性,段义孚寻求了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帮助。他在书中写下了许多对人生的回顾:童年在重庆时期接受的启蒙和教育、东西方儿童故事思想侧重的对比。

“为了避免幽闭恐惧症,人类也许需要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老人在书回到孩童时期,人无处不被世界影响、一切和一切之间都存在着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远比书名本身更能概括他个人的思考路径。

对他整个学科影响最大的词,大概也是“关系”——“欺骗和谎言对于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是必要的。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人文地理学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它太难了。尽管如此,它还是应该吸引那些意志坚强、充满理想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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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乡镇的墓园总是让我想起大合照:大家认识彼此,大家都安静无声,永远地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只看着自己的梦想。他们怀抱着仇恨,仇恨却迷失在这一大片的寂静里。”

《河流之声》的故事,以一个叫托雷纳的虚构小镇为背景。一位普通的学校教师兼业余摄影师蒂娜来到镇上一所废弃的学校,她发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有奥里奥尔写的日记——他一样来自巴塞罗那,曾任乡村校长,同时也是一名业余艺术家,当时被称为佛朗哥政权的英雄。

书本以两个时代的记述作为经线,一条关于奥里奥尔和比拉布鲁夫人,一路延续到教师蒂娜所生活的几十年后。生活出现危机的蒂娜试图将这本日记公之于众,以便为后人完整地保存他的记忆。

以比拉布鲁夫人作为永恒力量的化身,书中穿插了许多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和不同阶层的人,包括拥有名字、姓氏和笔名的猫乃至到教皇本人。

因此托雷纳也被称作“比利牛斯山脉的马孔多”,充满了命案、仇恨、背叛和用谎言给人盖棺定论的墓碑。

乔莫·卡夫雷以一种敏锐而诗意的写作方式,打碎时间和空间,将情节的“原材料”进行了不寻常的组织还原。他用精确、具体的地名,将这部小说置于西班牙内战后充满仇恨和复仇的土地,置于有据可查的历史背景。

如果小镇托雷纳能听到河流的声音,那应该是仇恨和死亡的痕迹。在这本书里,河流依然扮演着生命的暗喻——河水淹没了被遗忘者的故事,发出更多将死之人的声音。

撰稿:猪猛猛

设计:马路

编辑:杀手

监制:李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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