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既是和平主义者又是武德支持者

有些美德是进步带来的灾难吗？

我们都知道尼采“最后的人”寓言。我们都肯定民主、科学和世俗人文主义将确定无疑地重新塑造文明，尼采——或更准确地说是查拉图斯特拉——提出这将产生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他的饱含讽刺和不屑口吻的回答是，普通人将变成类似昆虫一样的生物，“像跳蚤甲虫一样无法消除的物种”，一种“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生物。这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哀叹：

呜呼，最可鄙视的人的时代到来了。那是不再能够鄙视自己的人。注意，我要向你展示最后的人是什么样子。

“爱情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晨是什么？”最后的人问到，一边还在眨眼睛。

最后的人边眨眼睛边回答说“我们创造了幸福。”他们离开了宗教，因为那样的生活很困难，因为人们需要温暖。人们爱自己的邻居，抱团取暖相濡以沫，因为人们需要温暖。

没有牧者，只有一个群体。人人都渴望同样的东西，人人都一样；无论是谁如果感受到不同的东西都可能自愿进入疯人院。

人们白天拥有的快乐很少，人们在夜晚拥有的快乐很少，但是，人们特别关心自己的健康。

最后的人边眨眼睛边回答说“我们创造了幸福。”

尼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人也表达过对民主社会公民的可能性格的担忧和顾虑，这些批评家未必都是反对民主的人。（我在此使用的民主指整个启蒙工程：不仅仅是政治平等而且包括女权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福利国家、还有对道德进步和物质进步感到内疚的信念和温和希望。）

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保留意见众所周知：他写到“过去社会的普遍特征是多样性，根本找不到统一和完全一致。但在现代社会，一切都面临变得太多相似性的威胁，每个个体的特殊性将可能在普遍的完全一致中彻底消失。”

甚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深感苦恼，“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是把平庸性转变成在人类中权势日隆的力量。

当前，个人已经淹没在群体中。”对大众社会和大众人的批判在20世纪风起云涌，长盛不衰：涂尔干（Durkheim）、斯宾格勒、施密特、奥尔特加、李普曼、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福柯、麦金泰尔、布鲁姆等等很多。

我之所以拒绝这些批评不是因为其常常雄辩有力的诊断，而是因为它们通常伴随着不自由的前提。针对民主平庸性这个所谓的两难困境，我赞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解决办法，敏锐和坦率得令人钦佩：“自由民主类型的典型特征是乏味、算计、猥琐、缺乏英雄气概，这样的人盛行或许是我们为政治自由付出的合理代价。”

我们能够和应该区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区分自我创造和宽容，区分追求完美和民主政治。罗蒂在进一步阐述时有句名言：

从柏拉图经过康德到（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大部分哲学家都尝试将崇高和体面融合起来，将社会希望与某个大问题的知识融合起来。

我自己的预感是我们必须区分个人保证和社会保证，将崇高感（和宽容不同）变成私人的、可选择的问题。

这意味着向尼采妥协，民主社会没有比他所说的“最后的人”更高的目标——那些“白天没有多少快乐，晚上也没有多少快乐的”人。或许我们应该做出妥协，也承认民主社会并不体现任何东西，也不能用任何比自我更大的东西来衡量（如理性）。

这样的社会不应该将目标设定为创造一种新型人类，也不是任何更少平庸的东西，夺走人们从生活中获得可怜快乐的机会。这意味着，社会中那些热衷崇高追求的公民不得不在自己的时间里在《论自由》设定的边界之内进行。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或许就够了。

更广泛地说，那也是我的立场——启蒙思想及其当代继承人的立场，反对斯特劳斯主义者，反对宗教保守派，反对民族伟大的新保守主义，反对安·兰德（Ayn Rand）式的自由意志论，和任何其他立场，只要他们觉得宽容、公民平等、国际法、物质福利的普遍最低标准不再是最基本的承诺。但是，我希望没有自相矛盾，我想稍微支持一下对方的观点：承认对现代性和进步的批评至少有些道理。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到，“我们和平主义者应该更深入地进入对手观点的审美和道德视角中。”

或许最重要但也最脆弱的是，启蒙自由主义取得的成功是战争合理性的丧失，无论多么不全面。

至高无上的君主所拥有的任意性权力应该为没有必要的和极具破坏性的战争负责，这种方便的认识是19世纪和20世纪主权在民观念兴起的强大推动力，运动的高潮是联合国宪章的出现。

虽然这个宪章一直遭到大国（不仅仅是大国）再三破坏，但它并非一纸空文，尊重国际法的全球性文化或许是任何积极分子能够为之献身和奋斗的最崇高事业。

即使如此，生物学有其存在的权利。1910年是威廉·詹姆斯人生的最后一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欧洲和平的几年前，他为和平主义者群体之一的“国际睦谊会” (th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写了一份传单，它在那个时期的杰出地位说服很多人相信国家之间的战争显然非常缺乏理性，因而是不可能的。

詹姆斯文章的标题是“战争的道德对等物”，可以说是超级感染力和智慧的产物。詹姆斯本人是和平主义者，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形成就是要抗议美国军事干预古巴、海地和菲律宾，是美国或其他国家产生的最具人文关怀和慷慨精神的机构之一。

詹姆斯非常明白战争的愚蠢——即使在相对来说无辜的核武器之前的时代，他称为“巨大而丑陋之物”（monstrosity）。

但是，他也承认健康性格中尚武美德的地位。他指出，“我们继承了类似战争的性格类型，人类物种拥有的大部分英雄主义潜能其实都归功于血腥的历史。”

他继续说，“武德虽然最初来源于战争竞赛，但是绝对的、永久性的人类利益。尚武是拼搏努力的最高剧场，是顽强不懈理想的伟大保存者。没有拼搏和奋斗的人生是可鄙的。”他写到典型的思想慷慨，“我们热爱和平的人应该更深入地认识对手观点的美学和道德要点。”

对军人来说，没有战争的世界是“绵羊的天堂”，平淡和无聊。他能想象他们可能充满义愤地高喊“没有嘲讽，没有刚毅，再也没有勇猛威武了。”“让这个奶牛场地球见鬼去吧。”

别忘了，这是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时代，那个宣扬硬汉生活和煽动战争的家伙。对你和我来说，詹姆斯的和平主义可能是常识，但在他写该文的时候，美国人的常识站在罗斯福一边。

如何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培养武德呢？詹姆斯用提前自己时代几十年的建议解决了这个两难困境：全面服兵役制，即每个青年都需要接受几年艰苦的锻炼，从社会角度说需要体力劳动，没有任何例外，没有教育和阶级差别。

詹姆斯认为，这种没有武器的军队在道德上将相当于战争，能产生民主所需要的基本美德：“勇敢无畏、瞧不起软弱、抛弃私人利益、服从命令。”

我敢肯定詹姆斯可能赞同这些不仅对民主来说必不可少，他本人连同其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行动主义体现出同样必不可少的怀疑和抗拒权威。

但是，我纳闷，赞同詹姆斯有关怀疑和抗拒权威的必要性的当代人是否也赞同顽强、刚毅和自我牺牲极其重要的观点呢？

詹姆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写这些话的，如果和我接着要引用的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处境相比，那是几乎可以说田园诗般天真烂漫的情景。当代人所称的伟大战争是英国作家们毁灭灵魂般的痛苦体验。

欧洲统治阶级开启、进行和终结那场战争的得意洋洋和愚蠢，普通人欢迎战争的沙文主义和嗜血渴望，以及按自身逻辑运行的战争机器不加思考无情吞噬的千百万生命——所有这些东西几乎让劳伦斯愤怒得发疯。

像很多人一样，劳伦斯看到这场大规模暴力活动没有面孔的、看不出个人特征的、官僚式性格特征，这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令人恐怖的东西。

但是，比20世纪其他任何人都更敏锐，劳伦斯支持身体和本能，反对现代性的抽象和非个人性力量。像尼采一样，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猛烈抨击进步的显然不可原谅的围剿。这里有一篇文章“民众的教育”，出自他去世后凤凰出版社的两卷本文集。

我们都是战士。让我们战斗。它是否归结于追逐可怜的狐狸或者踢皮球？老天啊，在古希腊人看来，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场景啊？重新唤醒古老的男性气概。

男人从来都是战士，男人就是超级神一样的战士，除非他违背了自己的人性。他宁愿战斗到死，否则就会陷入巨大的存在危机。

战斗是什么？那首先是身体活动。就像上次战争一样，它不是可怕的、低劣的、抽象的事业。它不是令人吃惊地和亵渎神灵地转变过程，观念变成机器，人变成炮灰。战争总是如此。这样的污秽已经出现百万次了。

让这种欲望从人类身上消逝吧。如果愿意的话，让我们把犁铸成利剑吧，但是，让我们把所有的枪炮和炸弹和毒气都在高空爆炸吧。让我们用制造火药的人制造的火药射杀他们吧。

接着让我们成为战士，近身肉搏的战士。上帝啊，出生在腐败的包含思想的机器文明末期是痛苦无比之事。想想我们错过的东西：荣耀无比的愤怒和激情澎湃的骄傲，无所顾忌和凶猛无比。

换句话说，在你鲜血沸腾时，在你的愤怒被一笔抹杀时，你必须战斗。但是面对面的肉搏，赤手空拳地撕杀，作为负责任的人而不是机器，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机器操作者，你自己的争吵，你明白自己的处境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我认为詹姆斯可能会赞同这些话。我将更进一步：我想到了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格雷斯·佩里（Grace Paley）甚至多萝西·戴（Dorothy Day）也可能赞同。

我相信人们能够和必须既是女权主义者，同时又是武德支持者，正如詹姆斯显示的那样，人们必须既是和平主义者又是武德支持者。

今天，这种精神仅仅在政治演讲和好莱坞电影中幸存下来。

现代性令另外一整套美德陷入危险之中，概述其特征可能比武德更困难，但更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资产阶级美德，虽然存在一些重叠之处。

我猜想我将称其为自耕农美德。我心里想到的是我们与早期美国共和国的生活联系起来的美德——当然是积极美德而不是造成奴隶制和种族灭绝的品德。

在1820年，美国人口中80%是自由职业者。基督教新教徒、地方自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主义形成了一种自制、自立、诚信、勤勉、邻里互助的文化——这是托克维尔称赞的美国精神，林肯认为这和大规模拥有奴隶格格不入。

今天，这种精神仅仅在政治演讲和好莱坞电影中幸存下来。在动荡不定的就业环境和狂热消费主义泛滥的社会，　借债度日、金融诈骗、无限操纵、干扰不断干扰，这样的精神情似乎不合时宜。

按照已经去世的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的说法，大规模生产以及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引入权威新关系的支持者在美国人的主流性格上带来致命性变化。拉什依靠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成熟概念主要依靠面对面的关系和工业生产主义破坏的节奏和规模。

结果是遭到削弱的、可塑造的自我，他们比工业革命前的先辈更容易受到严格管制，更少能经受住保持一致的压力，更容易受到官僚体系的操纵——所有这些都是支撑共和美德的原始个人主义的对立面。

历史学家斯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在最近的《默许时代》中动用类似论证来解释下面这个问题：在第一次镀金时代，美国遭遇到愤怒不已的反资本主义抵抗。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对资本主义的劫掠，我们的回应为什么如此胆怯？这是弗雷泽的主题：

在第一个镀金时代，工作伦理成为美国文化信念和实践的核心。那个时代的重点是资本积累，其前提是简朴、储蓄、延迟满足、节制、以及遵守纪律，有条不紊的劳动。

那种精神对自我放任是不以为然的，对借债是非常警惕的，谴责财富的不正当用途，担忧欲望泛滥，无论它呈现为赌博、炫富、懒惰还是不受限制的滥交。

多么怪异啊，这些都与我们第二个镀金时代的道德和心理经济（psychic economy弗洛伊德的概念）相关。

依靠金融和大规模消费维持运行的经济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建立在即刻满足的精神上，它与借债、投机、风险沆瀣一气，消除了生产性劳动和曾经被认定为寄生虫追求之间的界限，对最朴实的浴室厨房用品也有无限的创造性来刺激人的欲望。

这两种分叉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建立在产业基础上，一个建立在金融基础上——这两大极端情感——一个敬畏上帝，一个生活在当下每时每刻的冲动中，这些能解释第一个镀金时代的喧嚣和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沉默吗？

人们因为风俗习惯和信念仍然依恋最初源于资本积累轨道之外的维持生存之法，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设想非资本主义未来时，他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比那些对自己时代一无所知的人更渴望铤而走险，更有能力，更大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如果这个论证是真实的，我痛苦地发现它似乎有道理——我们将走向何方呢？个人或社会的性格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召唤来或扔出去。丧失的美德和团结不可能一夜之间重新恢复，甚至一代人都不可能恢复。

我们的解放意识形态或许也需要重新思考。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估或许已经在进行中：更快、更易、和更多或许让位于更慢、更难和更少——不仅因为生态环境的理由而且因为心理和道德卫生的考虑。

即使我们作为社会决定吐出消费主义和技术上瘾的毒苹果，仍然有回头路——或者向前走的路？如果个人的自力更生和地方自治是人类繁荣的前提，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只有一本书充分考虑到我一直在暗示的两难困境的完整维度，并继续显示出走向理性和稳定未来的途径。那就是美国当代著名环保作家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写的乌托邦小说《生态乌托邦》。

该书出版于1975年，曾经风行时髦过一段时间，随后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反文化活动一样消失了。但它值得更好的对待：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它更严谨，从生态上说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

它描述的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乌托邦社会是因为幸存于那个地区的某些文化特征和美德而成为可能，而这些美德的陈旧过时也是我一直在感到哀叹和遗憾的。　

我这篇听起来显然零碎的、不连贯的担忧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可能是这个：它们都源于远离即刻的、本能的、面对面的文化的这个或者那个特征。

我们是具身的存在，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变逐渐适应在某个规模上的兴旺发展，我们的新陈代谢是拥有不同生物学和地球物理学节奏的微妙管弦乐编曲。

现代性的文化已经袭击了我们，有时候带着给人带来创伤的突然性、体验、关系和力量，对此，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

但是，时间很短暂。马克思说过“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的意思是传统外壳溶解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酸溶液中。但地球本身也在融化。马克思的隐喻现在拥有了令人恐怖的第二种含义。

尼采的话也有。如果我们不能放缓步伐和谨慎成长，平衡地、循序渐地进入我们新技术和政治的可能性和责任——甚至潜在的解放性——最后可辨认出的个人在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之后将让位给蜂窝般同时具有准人类特征和超人特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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